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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剑桥学者张炜博士（2）（3）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专访／但张炜也发现，虽然党内改革派一直在保护他，党内保守派却还是觉得他“大逆不道”、“出格”。“留校当团委书记我就得卷入意识形态，但我的性格是有话就讲，还是到基层去干点实事好。我去找校、系两级领导，希望让我到边疆去。韩天石书记说，你的愿望我很理解、很支持，但你这样一腔热血，处理事情又不讲究方法，你到了下面不一定能成功啊。”
天津市新来的年轻人
张炜坚持要走，爱护他的北大和经济系领导，向有关方面推荐这个人才。当时在任的天津市长早就知道他，听说这件事，就对马石江说，让张炜来我们天津吧，我们安排他去基层锻炼。
天津市领导本来确实打算安排他到工厂，但当时市里正开人代会，张炜就留在市政府机关参与起草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这位市长离开天津上调中央，接任市长就将张炜留在市政府研究室，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提拔为研究室负责人。
几个月后天津调整青年干部，张炜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被提拔到团市委当书记了──那正是王兆国、胡锦涛在团中央担任一二把手的年月。张炜当时有一个很长的发言，被人整理出来发表在《青年研究》杂志上。他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共青团是中共的助手，但不应该人云亦云，而要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他明确提出来不能当“马屁虫”：当“马屁虫”，没人跟你走，你怎么当“党的助手”？
但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思路与团中央未必在同一个轨道上。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了自己亲历的一幕：
1983年12月，张炜参加团中央的工作会议，快结束时，胡耀邦、胡启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书记。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不少地方党委要求团组织配合，“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
他那时对中央领导层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分歧，全然不知。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耀邦虽然开明，毕竟不是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却是“人家穿什么衣服”还是要“管一管”的王兆国。张炜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不是一路人。
差点成了副省级
耐着性子当了十个月团市委书记，机会来了：天津要成立开发区。“我坚决要求回到经济战线中去。市委最后同意了，安排我当开发公司总经理兼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市政府秘书长兼任。他很快就离开了，我提拔为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
那是张炜最意气风发的岁月，用一句当时的套话来说，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方面我所有的想法都敢说出来；第二，挑选到开发区的干部都是有文化也比较年轻、比较有开拓精神的──虽然比我年龄大──配合起来比较默契；第三，市委、市政府很支持，我有尚方宝剑。”张炜很有清醒的头脑：并不是个人有多大能耐，自己实际上是被推到那个位置上的,机遇很重要！
他在天津开发区锐意改革，敢于创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领导人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都表示过赞许。1988年，更好的机遇又落到他头上 ──中央经过考察提名，安排他当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天津是中国的第三个直辖市，这个位置，是副省部级。而张炜当时才刚满33周岁。
没想到，在开人代会时，有的代表提出：张炜到天津“年头太短，还不到六年”，在这一级岗位上，全国也找不出这样年轻的。太快了吧？在差额选举中，竟将他给选掉了。
说到这一段时，张炜很冷静：“回头来看，将我选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凭什么就一定是我？有很多角度会看中别人：为天津的建设干了大半辈子；尊重知识……我的家世中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也不能不说是因素之一。像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比我大一点，他就当上副省长，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人们同情他父亲的心理因素，同时也寄托着一定希望：有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说不定能给所主管的领域带来更多的资源。”
他跟别人开玩笑地说：我支持民主的信念你们该相信了吧，我自己两次参加民主选举都落选了，但我屡败屡战，不改初衷，支持竞选！
虽然没有选上，但天津市领导对他还是很支持，任命他为市经贸委主任，兼任市外事办主任，同时还兼市委的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当时天津市的编制与所有地方都不一样，作为改革的试点，说‘外事工作要服从经济工作’，就将所有外事工作都合并到这一块，外办、外贸对内一个摊子，对外两块牌子──因为市外办是属外交部领导。虽然我没有被选上，但是还是交给我来主管这一块。”
从体制内破门而出
这就到了1989年惊心动魄的春夏之交。
5月19日，张炜听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他们宣布关于戒严的决定，内心的幻灭和悲愤之情难以言喻。苦苦思索之后，34岁的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外事办主任、市委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张炜，写下了这样一份辞职声明：
“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我不赞成李鹏的讲话，现在执行我的职务和忠于人民发生了矛盾，我只能选择后者，因此，我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怎么竟会到了这样不讲道义的地步？！他感到跟自己从小追求的理想完全是南辕北辙。而且，他判断这是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这个党走到了这一步，还能更新、还能改革、还能担负起无数次宣称自己被赋予的使命吗？他觉得无法对之抱一丝一毫的幻想。自己作为改革派一员，需要权力是要用来推进改革和民主，党已经抛弃改革和民主了，我还要这权力干嘛？
“……心里也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希望：我的行为，能激励共产党的干部更多一点正义感──现在看，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但即使没有这一条，前面几条也足够我辞职了。”
没过几天，更让他震惊的“六四”枪声大作，张炜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大学同窗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使张炜这个名字放射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多维记者问：你那时是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比我们有更多内部信息来源，是否听到一些关于中共领导层里的分歧，例如，知道赵紫阳反对强硬对待学生运动，但意见被否决吗？
张炜回答：一点都不知道。学生抗议运动起来之后，我跟北京没有任何联络。辞职、写信完全是我激于义愤的自主的道义行为。“他们怀疑我背后有人指使，后来为这个追查了很长时间，但查去查来找不到凭据──根本就没有人指使我么。”
多维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权衡的呢──留在体制内的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当时和现在肯定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张炜要不辞职，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作出多少贡献！
张炜笑答：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不在于我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张炜。但赶在那种关头敢于辞职，表明一种道义勇气，同时也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一种提醒──能起这种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需求么？
张炜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绝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但他们的能力、见识比我强得多。还可惜什么呢！”“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张炜剖析自己说：自己那时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复杂、肮脏、妥协与博弈，并没有太多认识，对于“政治”与“理想”也没有分得很清楚──以为“理想”就是“政治理想”，也不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那么会算计……
多维问：你当时对后果怎么评估呢？在这么重要的历史关头声明辞职，这不就像捅了马蜂窝？
张炜回答：我当时最坏的估计是会抓我。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没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分裂党”，所以给我的罪名只是“支持动乱”。当时有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但是天津市主要负责人没有同意这样做。当有人提出来要把我抓起来时，天津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点头──他甚至坚持对我不“撤职”，而是 “免职”：“撤职”是处分，“免职”则是我辞职、组织上批准的一种正常手续。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保护。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张炜仍然被宣布“监视居住”达两年半之久。“警察日夜24小时在门口，我出外他们也都跟着。他们还趁我出门的时候，自己拿钥匙开了门来搜查。”打电话，不用说也是有第三只竖起来的耳朵的。
他介绍说，审查的重点是他与“动乱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查他辞职有没有“后台”“背景”──是否有中央改革派的负责人支持他辞职？中央这些人原来对张炜一直是比较欣赏的么。实际上清查者搞的还是顺藤摸瓜的把戏，想借张炜这件事来找到攻击所谓“后台”的炮弹。
张炜说：调我到天津去的那位负责人，实际上对我一直是严格要求的，他也非常正派，与我的关系非常单纯，远不像现在一些上下级那样庸俗。我从来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公事谈公事，没有公事就不见；不叫不到，不去主动找他，绝不会去找他谈个人的事，更不会送一分钱的礼。
张炜被免职后，当局令他到工厂去。“这其实是我的本意，我毕业之后就要求到基层去，但这个时候我不接受惩罚：我辞职了么，应该我自己来找工作！哈哈……这说明我还是有书生气。”
他要求回开发区去从事研究，当局不同意，僵在那儿了。“六四”之后被邓小平点将上调中央的那位前天津市委负责人，有次回天津来视察，张炜通过市委秘书长李建国（现任陕西省委书记）向他转达要去搞研究的愿望。这位负责人很痛快便答应了，还直接给天津社科院院长王辉打了个电话，王辉是张炜以前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时的老上级，马上打电话给张炜，要他将人事关系转过去。“天津要整我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纳闷：要张炜下工厂，他怎么还不去？一查，说我的人事关系转到天津社科院了！他们气坏了，去责问王辉。但是一听说这么个背景，只好不吭声了。不过，我实际上也没有去社科院上班──监视居住么。”
带孩子出国治病以后，一边为孩子求医，一边联系学校读书。很快，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他。张炜决定，先到哈佛读公共管理的硕士，向牛津那边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他解释说：“我的英文和数学基础比较差，年龄毕竟也大了些，我离开北大、远离学术那么多年么，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理想，只考了553分，听起课来还是很吃力。读这个专业的硕士，课程选择余地比较大，而且对数学的要求比正规的经济学专业稍低，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祖国
除了读书就是给孩子治病，苦读一年加一夏，张炜拿到了硕士学位。1995年，他带着孩子去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五年之后得到了学位，被剑桥大学聘用。张炜谦虚地说：“找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机会，正好当时剑桥开放这个职位么，我运气比较好赶上了。”
但运气，只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王军涛曾经写过：在牛津大学，张炜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这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中美英三国最好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我问：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让你回国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相当渺茫，你坚持读经济有什么考虑吗？
张炜回答：“我本来就对经济感兴趣，本科读经济，毕业后搞经济，主要关注领域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从实际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使我再回到学术殿堂来钻研经济相对容易，回不了国也可以搞研究。不让我为中国做事，就做研究、写书。”
张炜现在在剑桥对本科和研究生开两门课：“中国经济”和“经济转型理论”，还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
2002年，他在剑桥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炜介绍说：我从哈佛到牛津后，感觉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弱，一直想尽我的能力来促进一下。这个心愿得到关心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和另一位专研中国唐代政治、法律、官职的学者麦大维（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他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这两位教授的支持成立起来了，莫里斯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炜当主任。
1996年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是剑桥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对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激励制度的研究，还因解决了最优税收制度问题而闻名于世。而麦大维（DavidMcMullen），是剑桥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都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
“是啊，他们英国学者可以经常去中国，但是我这个中国学者却不被允许回国。”张炜说起这一点，一脸无奈。
我吃惊不小：真的？你是留学出来的，为什么不让你回国？你尝试回去过吗？
张炜说：“尝试过啊，被赶出来了！那是2004年5月19日，北韩政府邀请剑桥大学派一个小型代表团去考察，我也参加了。英国到北韩必须到北京转机，而且基本上所有欧洲到北京的航班都是下午到，到北韩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所以我们必须在北京住一夜。我持合法中国护照么，所以我也就理直气壮地登上了飞机。但是到了北京，将我拦住了，让我飞回伦敦……”
他们给你出示什么理由呢？
“他们需要给我理由吗？”拦住他的人只是非常客气地请张炜理解，这是“上面的意思”。几个小时盘问后，他被两人“陪同”上了即将返航的飞机。面对满舱乘客惊讶的目光，张炜索性来了场即兴演说，对当局不让自己一个学者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籍所在国过境停留一夜，表示质疑和抗议。他讲完后，机舱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让那两人尴尬不已。
对中国当局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早就了如指掌的张炜，分析说：不让我回国，有三重目的：第一是惩罚你的不驯服；第二是担心你搅合他；第三，你不是研究中国问题嘛，封杀你的空间。不让你回去，你研究什么？──其实我就是不回去，我的信息也比外国人知道的多多了，怎么封杀得了？
虽然当局不让自己回国，但张炜尽量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少受影响。中心请国内经济学者和官员前来英国剑桥进行交流，像厉以宁、茅于轼、周其仁……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都请来过，与英国同行对话交流。中心还组织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像去年就搞了一个国际讨论会，请来了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的学者。“我们希望研究中国的学者知道到哪里找到同行来切磋。现在，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知道找到我们这里来讨论问题了。”
多维问：“你们现在的经费从哪里筹措？”
“我出面募捐，到处找人化缘啊，企业，个人，机构……我都去找。我得到了一些英国很着名的企业家支持。”
张炜本人现在钻研的课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不仅指中国，也涵盖其它国家的增长动力和地区差异，“当然，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中国。”
张炜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思考：胡耀邦崇高的品德是他的“悲剧的根源”──他习惯于尊崇党性，而“所谓的党性，在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尊崇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
张炜也曾经面临这种悲剧性冲突。但是，比起前一代，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人已经走出了这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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