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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野蛮用兵
“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
——引自前志愿军１８０师高文俊先生所著《韩战忆往》
张蕴钰“重申”彭德怀批评，要求制止“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并非无的放矢。志愿军这次战斗中出奇的惨重伤亡与各级指挥官野蛮用兵直接相关。志愿军当局一贯使用“人海战术”去与联军拼消耗。固然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但对于基层负责送命的炮灰们来说，无一例外是悲惨绝望的经历。中共官方总是编造志愿军士兵士气如何高昂、人人愿意送死，如何因为没能得到参战机会而“闹情绪”等等虚假故事。但朝鲜战场上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等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才是广大志愿军士兵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少数官兵侥幸免死被联军俘虏，有机会向世人透露出惨烈的战斗真相。而归国的志愿军士兵，在公开场合下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说话，只有在某些私下场合才敢道出一些真情。读者如果有机会私下和朝鲜战争归来者深入交谈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朝鲜战争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些老人在谈及人命不如灰土、大批活生生青年瞬间变成血肉模糊的尸块的惨景时往往伤感不能自制。
１０月１９日，王近山威胁要让秦基伟“回去放羊”，秦基伟威胁崔建功“别回来见我”之后。这个压力链并没有到此为止。据在战斗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向美军说，上级命令他们“战斗到死”。这种明确命令士兵打到死的做法，即使在以运用人海战术而著称的志愿军中也是罕见的。在解放军方面的资料中，也记载当时十五军提出“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口号。共产党组织在执行指示时，向来有层层加码的习惯。十五军发出这种号召，实际上给下面各级野蛮用兵开放了绿灯。张蕴钰事后装模作样地“重申”彭德怀的指示，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事先不知会发生这种后果似的。这是完全不诚实的。解放军使用人海战术是一贯的，越往上级越敢于浪费人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已有资料披露当年志愿军伤亡惨烈兵力紧张时大量使用新兵作战的情况。叶雨蒙的书中引用一位前志愿军指导员的话说：“实说吧，能搞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在上甘岭，好多新兵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
岂止用新兵，火线上打到没有兵的时候，指挥官们急了眼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运送弹药和抬担架的民工也逼上火线。这些民工连保护自己的起码知识都不足，上火线基本就是死路一条。只有极少数命大者侥幸被联军俘虏。联军俘虏营中的中国战俘，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老的可达六、七十。一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俘的民工。这些运输民工没有经过起码的军事训练，而且本来就是因为身体年龄不适合战斗才留在运输队伍中的农民。他们突然被赶到火线上去怎能打仗？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写过《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文中指出：“在伤亡上，运输弹药人员与战斗伤亡为三比二”。可见战斗部队不但没有为运输弹药人员提供必需掩护，反而把他们当成战斗人员来使用。这是多野蛮的做法？
有些文章吹捧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说他曾发出“剩下一个营，我去当营长；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类豪言壮语。事实证明全是鬼话。当晚美军与志愿军对峙的是美７师１７团３营，该营营长斯皮尔曼（Spellman）一直在山头上指挥作战。而志愿军方面进攻的兵力达到团级。查遍志愿军方面的文献资料却不见任何营级以上首长和进攻部队一起前进。在火线上指挥的全是连长指导员或者班排长。即便到黎明时分进攻受阻、眼看无法完成任务的紧急时刻，１３５团派到火线上去督战的也只是一个“营参谋长”而已。可见这些志愿军指挥官言辞漂亮而行动畏缩，只会躲在后方防空洞里催命督战。说白了，都是些让士兵和民工去死而自己得“战功”的懦夫胆小鬼。
据张嵩山书中所透露的情况，２０日凌晨，当部队伤亡惨重，战斗进行到“再也无力推进”的时候，黄继光随营参谋长张广生来到前沿。张广生了解情况后向师部请示。得到的却是师长崔建功的严厉的催战命令：“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虽然张嵩山没说张广生当时请示了什么，但从下文崔建功的语气来看，他很可能请示撤出战斗。但遭到师长严厉拒绝。
依照当时情况，四十五师本应及时将部队撤出战斗。因为那时志愿军进攻部队严重伤亡，而美军却已获得多次兵力增援。双方兵力一减一增，使得美军单在数量上也不输给进攻的志愿军部队了。曾因双方近距离混战而一度中断的美军火炮支援此时也已经恢复。并且由于１３４团进攻主峰力量微弱未能给美军造成威胁，美军还把用于支援主峰的炮火也转向压制１３５团进攻的这一路。这种对局下，志愿军进攻部队已无力寸进，僵持只会徒增伤亡。此时若将部队后撤，不但保护了有生力量，还能够巩固已经占领的５号阵地。而若不及时撤离，天亮后美军的炮火将更加猛烈准确。志愿军进攻部队暴露在敌人优势火力下必遭严重杀伤。但是师长崔建功为了能向上级交代，为了给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一个“捷报”，不顾士兵死活强硬命令部队继续攻击。严命之下，张广生只能加强督战。实际上张广生此刻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许部队后撤，继续与美军对峙而已。这就为部队在天亮后惨遭美军炮火屠杀创造了条件。这支部队根本就是被上级严令挺在阵地上挨炮轰。天色越亮，部队伤亡越重。快６点时，美军观察到志愿军部队中有人开始偷偷逃脱（美军称做“bug out”）。营长斯皮尔曼判定志愿军部队难以支撑行将溃退，便通知后方炮火转移去封锁志愿军的退路。此招一出，锁定了这支进攻部队遭大屠杀的命运。没过多久，志愿军部队再也无法坚持，个别动摇退缩演变成全面的溃逃。斯皮尔曼毫不放松，紧急催促炮兵“把所有家当全拿出来，统统砸向Pike's Peak。”（“Ｈit Pike's Peak with everything we have.”）。志愿军部队就这样在敌人密集炮火的狂轰之下仓惶退向六号高地。其伤亡之惨不难想象。秦基伟崔建功们用兵残忍无理，与谋杀战友罪行无异。
了解朝鲜战争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军步兵的主要优势就是空炮协同好，后方支援炮火快而且准。中朝军队的主要伤亡是由美军空炮火力所致。志愿军通常选择夜间发起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夜间观察不良可以限制美军空炮火力的发挥。但这次战斗比较反常。志愿军当局一改夜间出击的惯例，在黄昏１７点３０分发动攻击。这时离当地日落尚有一个多小时。能见度很好。志愿军当局应当知道，天色还很亮就发动进攻，部队会遭到美军炮火的大量杀伤。但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似乎从军事上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我们知道他们事先把“祖国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观看战斗实况。是否为了让在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们能看得清楚些而提前开打？现在尚不能肯定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更说明志愿军当局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惜把战士生命当儿戏。
十二、黄继光留下了几具尸体？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看，黄继光至少留下了三具尸体。
第一具，是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以及战士贾汝功看到的。时间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根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在六连的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文中说，“刘云魁走进六连坑道，在他迈进坑道的刹那间，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六连原来的百十号人现如今不足３０人！地上躺着的，靠着坑道壁头缠绷带的，断腿断臂的。坑道内，在那跳动着的微弱淡黄色的灯光下，放着黄继光的遗体。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冻结了一般，谁也不说一句话”。“当天晚上，刘云魁没有返回师部。他和六连的官兵们整整守了黄继光和其他烈士的遗体一夜。在那个不眠之夜，六连的官兵再次回忆起黄继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又据《辽沈晚报》２０００年９月的一篇报道说，原四十五师１３５团高射机枪连９班的战士贾汝功也于２０日见到两名战士轮流将黄继光遗体背下阵地。
第二具，是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与其他几个卫生员从山上搬回来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三、四天，地点在四十五师收容所。据《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王清珍告诉记者说：“因为战斗非常激烈，上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上去的，运一个尸体下来也不是那么好运的，同样都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仅１９日夜里到２０日凌晨，我们四十五师就伤亡３０００多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残酷！所以，黄继光牺牲以后，大约过了三四天瞅住战斗中的间歇机会，我们收容所的三个女卫生员，官义芝、何成君和我，还有三个我不知道名字的男战士，一起把黄继光的遗体弄到我们收容所的坑道旁边的几颗小松树林子里来。当时，他的尸体僵硬得像刚从冷冻库里搬出来的一样，两只手仍然高举着，保持着趴在地堡上的姿态，就像这样(讲到这儿，王清珍站了起来，张开双腿举起双手做给我看)。听说把黄继光的遗体抢下来了，有个我不认识的人跑了过来，说是要给黄继光的遗体拍张相片，于是我们几个人呼啦地一下就把黄继光僵硬的遗体竖立了起来，让那个人拍照。”
第三具尸体的情况是四十五师另一名卫生员官义芝的日记提供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８２天，地点也在四十五师收容所。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９日《生活时报》刊登记者姚雪痕的《黄继光身后留下照片疑案》的文章。该文报道前四十五师指挥所秘书谢万丁公开了几张收殓黄继光尸体的照片。记者采访了谢万丁以及参与收殓的官义芝。报道说：
官义芝非常肯定地记得当时收殓遗体时的情形。她说，黄继光是１０月１９日牺牲的，而尸体７０多天后才被发现，当黄继光的尸体被运到收容所时，营长在外面喊：“快来看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啊！”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以胸膛堵住德军地堡枪口的一位英雄，新华社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回国内的一篇文章中就称黄继光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听到营长喊，官义芝就赶紧跑到外面去看这位英雄，她说：“黄继光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看上去还有点孩子气。”
遗体被送来后不久，就来了一位摄影师为遗体拍照。据官义芝回忆，当时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有趴着的、站着的、穿军装的和装进棺木的。其中让遗体站起来拍的那几张，还是由她、何成君和几位男卫生员扶起来拍的。对于“护士为黄继光烈士穿衣”的那张照片，她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收殓遗体的还有好几个人，所以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她自己，官义芝不能确定。为了帮助人们确定这些照片的真假，官义芝还提供了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所写的日记：
“饭后，准备换药，刚洗好手，护士长叫去照相，让穿着隔离衣、口罩，和英雄黄继光摄影。当叫着我的时候，自己确真感到无尚光荣，不是功臣，也不是模范的我，竟能得到和功臣、和英雄摄影，这是很荣耀的。
铺满白雪的山上搁着几个装英雄的棺材，一会儿，担架班同志，从棺材里搬出一个烈士来，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他，上甘岭战斗出名的烈士、二级杀敌英雄--中国的马驼罗索夫。”
此外，《辽沈晚报》还报道原四十五师后勤卫生科手术组护士陈德林的回忆说，她在１９５３年１月４日见到黄继光遗体时，遗体穿着新的整齐的军装，衣服里面还写有“黄继光”字样，还挂有手电筒、水壶等用具。陈德林见到的这具与上述三具在时间上不一样，而且是一具收敛整理完毕的尸体。似乎可以算第四具。但她说的１月４日来自记忆，可能有误差。这个日期和官义芝日记记述的那一具日期上很接近。有可能是同一具。
一个人死后有三具尸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原因当然是第一具尸体弄错了，不是黄继光本人，因此只好到战场上再去找。但稍经分析就可排除这个原因。
第一具尸体是不是黄继光本人？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回答说“是”。１、刘云魁本人认识黄继光。且不是一般地照过面，还有具体的个人交往。刘云魁回忆说黄每次到师部送信时都帮助刘云魁打扫房间整理东西。黄继光文化低，有时还向刘请教字词的写法和用法等。熟悉到这程度时，刘云魁认出黄继光不会有困难。刘在六连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后还在里面呆了近一天一夜。陪伴这么长的时间，刘云魁有充分的时间辨认，没有犯错误的条件。２、况且黄继光生前连长和二十多战友也在场，怎么可能都认错？3、志愿军四十五师必须在报道黄继光“烈士”事迹前确认黄继光的阵亡。这一点很重要。报道一个英模，必须防止各种意外错误。那天晚上的战斗非常激烈混乱。黄继光有可能被俘、失踪或者负伤被送往后方等等。如果不确认黄继光阵亡就发表“烈士事迹”的报道，一旦黄继光再度“复活”，场面就尴尬了。特别是万一他出现在敌人俘虏营里的话，更是严重的政治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只有亲眼认定黄继光的死亡后，刘云魁才敢写出“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报道，写出来后四十五师也才敢报出去。刘云魁从六连坑道返回师部后立即写报道，说明他已确认了黄的遗体。身为专业摄影记者的刘云魁，应该还拍了照片并带回师部汇报。但他后来否认拍过黄继光遗体照片，这点很不合理。也相当可疑。
确定第一具尸体是黄继光本人后，则其他两具只能是假的“黄继光”。收殓第二具和第三具尸体的当事人是师部医疗队的卫生员。她们与生前黄继光打交道的机会极小，没有能力证实尸体是否为黄继光本人。上级说那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从官义芝日记记述看，正是因为营长说那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她才知道那是英雄。才开始端详他的容貌。第三具尸体最具假的性质。黄继光于１０月２０日阵亡，那时该地区气温尚在零度以上，且经常下雨。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容易腐烂。据韩军的战场日志，上甘岭地区到１１月１０日左右气温才降到零度以下。即使在零度以下尸体仍有一定程度的分解。经过８０多天后，尸体表面应当已有部分组织溶解脱落。不可能让官义芝还看得出“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官义芝所见到的，应该是一个新近阵亡的志愿军士兵的尸体。
因此，志愿军四十五师当局寻找第二具第三具尸体的活动，不可能是因为第一具搞错，而是出于其他的动机。显然他们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他们为什么要寻找假“黄继光”尸体？从上面两位卫生员提供的资料看，主要是为了照相。这两具尸体都有专人前来拍照，而且还要卫生员们把尸体扶立起来拍。可见四十五师当局需要提供“黄继光”尸体的详尽照片。但拍照为什么不用真正黄继光的遗体？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劲去找“替身”来拍？这肯定是原身不合格，才只好用替身。这说明黄继光并非因“堵枪眼”而阵亡。他的遗体缺乏“马特洛索夫”特征。无法与所宣传事迹相匹配。即使当初师部专业摄影记者刘云魁拍过遗体照片，也不能用。四十五师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加紧寻找，希望找到“合格”的尸体。从王清珍描绘的情况看，“合格”的尸体具有胸部严重创伤的特征，同时双手伸展，能够被解释成“堵枪眼”的姿势。在平常情况下，要找到“合格”尸体谈何容易？而他们竟找到了两具。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志愿军在上甘岭的伤亡异常惨烈。以至于能够提供“品种齐全”的尸源满足四十五师当局的特殊需要。这种现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志愿军司令部本来授予黄继光“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直到１９５３年４月这个称号才被撤销，改授“特级战斗英雄”。有可能是志司在审批“特级英雄” 时要求提供进一步详细资料，导致四十五师不得不持续地寻找“合格”的尸体来充数。这种持续在战场上寻找“合格”的假“黄继光遗体”的活动，有力地证明志愿军四十五师先捏造了“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然后再设法补上与“堵枪眼”相匹配的“烈士遗体”。这就是一人阵亡却留下三具尸体的原因。志愿军四十五师在黄继光一事上作弊，此处再添一证。
(连载之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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