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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一月多事帖——近事引发的悲哀和耻感
一月多事，开年不利。多事之事，是谁挑起的？去年新春前后，大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操心，时隔一年，又有了这件出版主管官员就八部书发表的斥责和处分意见。一切来自传闻，八部书也多未曾见，但现在顾不上评论各书的得失，就事论事，对当局此举倒也有些话说。
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这类事常有所闻，并不只是一年一度。比这件事大得多、严重得多的事件，也有的是。不过这次所涉及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作者袁鹰、《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是我尊敬并信任的师友，书目中胡发云的小说《如焉》，我也曾经浏览过。是非美恶自有公论，我却也不能漠不关心。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勒令报刊停刊或出版社停业的动静大些，一般施之于传媒的禁令和追究多半只是悄悄地干，电话通知，不落痕迹，以免“授人以柄”。这一回，为什么不避“国内外敌对势力”藉此攻讦的风险，把“吹风会”的内容吹到了会外呢？莫非是有意为之，以威慑出版社，威慑作者，威慑文化人和整个知识界，同时显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是五十年前耳熟能详的老战法，一时曾所向披靡，却没想到会产生什么始料不及的远期效应。
然而，不必问什么远期效应，其当下的影响就值得注意。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全会上讲了和谐以至民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文（作）代会上讲了说真话和学术创作自由，言犹在耳，而身份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人，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不顾宪法和法律而只服从长官意志已经成为官场习惯，但在组织上公然“对着干”、“另搞一套”，原是官场大忌。这就不免触发疑问：难道今天又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这个联想是因为文革的阴影尚未消失，而人们往往借助于往昔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世象。本来，长期处心积虑要让人忘记文革、忘记反右派斗争及其他祸国殃民的旧案，但诸如此类不绝如缕的遗风，不是恰恰随时随地示人以一脉相承的实例，这样的提醒可比空洞的许诺和宣传有力得多，这岂不又是某些献策者和决策者千虑之一失么？
生长斯邦，躬逢斯世，几十年间，各样逆情悖理的人祸，应该说所见多矣，早已“出离愤怒”，但在这些不大也不小的现象面前，还是难免生出悲哀和耻辱之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身后，又过了三十年，到了所谓新世纪，我们，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说什么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由别人规定，就连让你读什么书，什么许读什么不许读，也有专门的机构为你安排。这样的无微不至，怎么消受得起？这说明，大陆中国人在1949年后经过了成倍于国民党二十年“训政”的年头，一直接受“政治正确”的训练，而芸芸众生还是这样扶不起的刘阿斗，不配享受知情权和话语权，能不自哀并自知羞耻么？大概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读书人如此不争气，才需要层层设限，戒备防范，如临大敌。就如这次的禁书，哪一位作者不是法定的公民，不享有法定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的自由？而由于新闻出版迟迟不立法，于法无据的行为，可以言出即法，畅通无阻，然则“因书废人”，又复“因人废书”，无法无天，宁有已时！但是，不管祭出什么堂皇的理由，从一般到个别又从个别到一般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必然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扫地。这是宪法、法律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和耻辱，也是中国读书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这不止是禁几本书的问题，也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嘴。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以来，知识分子以外的各阶层群众同样深受其害。现在习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劳动者，许多不但处于经济困境，而且处于毫无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地位，他们几乎没有拒绝“瞒和骗”的权利，千难万难才得以表达的一点诉求（有的还是通过可怕的上访历程表达出来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视和回应——这个问题，也不知应该由谁来做答。
而人类的历史已经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已经提供了宝贵的普适价值观念，并已成为时代精神和历史主流。但我们眼前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相比，能不让我们倍感悲哀和耻辱吗？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过去所说的国耻，都指来自海外的侵略者强加的。我们今天因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以沉重的代价（包括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等）换来的经济收益，使我们有了脆弱的“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然而我们以亿万计的同胞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状态，公民和政治权利状况，真的也那么值得夸耀，而不令人时生惊悚么，不时传来的信息，某些事态的发展，能不让我们感到这都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的耻辱吗？
前些年，每逢二三月全国两会，五六月纪念日多，还有“十一”国庆等等，都叫做敏感时期，加强社会治安乃至宣传舆论的管制，早成惯例。新闻出版都要避开“敏感问题”，“敏感人物”，大家也习以为常，逐渐麻木。然而，除了敏感月份，近来又出现了敏感年份。当政者因自己的“敏感”而形成仿佛草木皆兵的恐惧气氛，从而对被认为“敏感”的领域严控，对被认为“敏感”的群体施压（如首当其冲的上访者），一片紧张，也必然在制造恐惧心理的同时催生不满。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在持续，已经与社会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官民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谐，这系于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各级党政部门取信于民，而各级党政部门的诚信危机，难道是靠例如控制传媒，拒绝批评，掩盖真相，打压和封杀舆论，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所能缓解的么？软暴力和硬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成事于长远。因此，我也不得不为那副署长之流感到悲哀，至于是否会有耻感，那是他们的事，全都经过了“八荣八耻”的学习，有的还对人作过宣讲，应该自己心中有数。
悲哀是一种无补于事的情感状态，即使是“一路哭”，因是平民的声音也极其微弱有限。至于荣也，耻也，说到底是道德范畴。把由体制决定的举措简单诉之于道德评价，恐怕离题太远了。
200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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