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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电影《窃听风暴》
这部电影给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中国人。去缅怀和渴望吧，1990年的1 月 16 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曾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过去了，和我同岁的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的自编自导了处女作《窃听风暴》，获得2006年德国电影奖7项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高大奖。我几乎爱上了这部电影，在熄灯之后一再为它唏嘘。也忍不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位异议分子。实在很盼望它能够连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去年11月，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我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1989年的柏林墙和天安门，多纳斯马克和我一样是个中学生。他是“后柏林墙”一代，我是“后天安门”一代。我真能体会一个“后柏林墙”时代的青年导演，也能拍出那样椎心刺骨的创伤。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虚假的盼望吗？因为黑暗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残酷已经残酷到了家。所以我在电影刚开始五分钟后，就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而言最大的悬念，电影到底会将一种有说服力的盼望放在哪里？
尽管每一个镜头都如此冷静，每个画面的色调都落入灰暗。但这部电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有足够的温度去面对人性在制度下的悲凉，并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剧作家的一位导演朋友自杀后，他开始写一篇政论，评论东德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自杀问题。文章秘密地交给西德的《明镜》发表，揭露东德1977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自杀数字，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杀比例高过东德。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地震。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看到三个理由。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美善的毁灭，三是历史的提醒。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窃听是国家把自己当作偶像的结果，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因为窃听把国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国家推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颠覆价值的是那些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当维斯莱尔坐在监控室中，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监控的对象是如此真实。因为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被监控。在被秘密窃听的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是那样逼真，逼真到没有丝毫表演性。这样的生活最打动人，这样的窃听使维斯莱尔越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虚无。
另一种尖锐的力量，就是看着一种美怎样在你面前毁灭。女演员最终向着文化部长妥协，出卖她的肉体。他的丈夫与他在卧室的一段对话，深深打动了维斯莱尔。最后维斯莱尔亲自对她进行疲劳审讯，当作妻子的最终开口出卖她的丈夫时，你甚至会觉得维斯莱尔才是那个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监控的对象，背叛那个他不能企及的“头顶干净的天空”。这种软弱和背叛刺激了维斯莱尔，催逼着他挺身而出，掩护了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盖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员冲出房门自杀，临死前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充满感激的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
最后一个戏剧性的扭变，是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这番话如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将这个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赤裸裸的表白出来。历史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这部电影关乎苦难，也关乎和解。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也同时获得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记者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语气令人欣慰，如电影的镜头一样平静。这样的心酸和平静，也是我们可以等待的吗？那些和我一样大的作家，一样大的导演，他们都在哪里？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让一个24小时监听我的秘密警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和我一样对专制充满厌恶的人，那么他失败了，我也失败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浪费了。
2007-1-24，写于怀疑和盼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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