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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这笔债，谁来偿还？
邵燕祥
● 编者按：今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许多受害者提出索赔要求。著名诗人邵燕祥本文回顾反右的来龙去脉，指出中共当局继承毛泽东的权力遗产，有责任偿还反右的历史欠债。
大雪纷飞中迎来二○○七年。
整整五十年前，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历数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七中国历史的进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九五七年，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篇社论对当时的青年读者，带来欢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份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教”，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官方称这次运动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了伟大胜利。
毛早有蓄谋铲除中共外所有政党
早在一九四七年秋的内战中，毛泽东十一月三十日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就曾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虽然斯大林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但毛泽东终于在十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达到了把民主党派彻底驯化的目的。
对于广大知识份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其实也并非突如其来。一九四九年后，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份子，一方面在所有场合强调和实行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对外的朝鲜战争，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发动与“审干”相结合的“忠诚老实学习”，认定知识份子群在阶级出身、本人成份、学历职业、党派归属、社会关系种种原罪，做“包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筛选，也便于在追查、批判和组织处理后控制使用。
不是呼唤“为国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不愿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机会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在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的干部的保护，这些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难免都蒙“右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就也被打成右派，少数在文革中受到打击。
毛五三年至匈牙利事件的谋略
中共有关决议认定毛泽东晚年的左倾路线乃自一九五七年始。当年确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其实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丢掉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承诺，到一九五六年初即已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剥夺，不费一兵一卒，不战而胜。
于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盘踞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泽东把少数高级知识份子连同一般知识份子及青年学生看作威胁其政权的敌对势力，是可能呼应波匈事件“闹事”危及政权的主导力量。
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让党政干部“整风”，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点错误，增长执政和应变能力，就不怕工农群众“打扁担”，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则在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中，欲抑先扬，利用知识份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误读，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二也；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
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对知识份子空前的大规模迫害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全民动员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对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的以党治国原则。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份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份子不敢讲改造了，“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不能违拗毛的意志。于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后期不得“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把反右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大饥荒，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后，经过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随后又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平反冤案，没有道歉没有忏悔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前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标志著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结束后，有过力求取信于民，争取民族和解的意愿，虽然这更多地是为了重新取得执政合法性基础，但并不排除许多经过文革灾难有所反省的干部，突破狭隘功利性的边界，恢复历史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追求并检验真理。胡耀邦就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觉悟到历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产党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后来者。同样经历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历次运动，论觉悟我也是“后觉者”。我在一九八二年初的一篇《代自传》中，写道：“谈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于个人的遭遇，而不扪心自问：对于当时已肇其端的 ...... 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我就没有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篇东西在《文学报》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谁要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承担得起吗？谁听你的？你承担哪家的责任！
这无异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没有听到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耳边只有所谓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老生常谈，文革也渐成讳莫如深的禁区。杨宪益夫人戴乃迭逝世时，杨宪益之妹杨敏如教授在说到戴乃迭文革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替我的国家向你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两行老泪。
但这句话应该由杨敏如来说吗？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但我能代替中国共产党，向无辜死难者道歉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和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截然不同
前不久报道了北京法院的一个判例，即某富人雇凶杀人已处死刑。他生前欠款数百万元的债务，经债权人起诉其遗属后，法院判决，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依法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债”，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遗产继承者偿还。这一情理法统一的原则，其普遍的适用性不言而喻。
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制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湾政权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
这是海峡那边的事情。在海峡这边，如毛泽东当政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这个时段，对大陆人民也欠了债，数额的大小和时限的长短都是不容忽视的。刘少奇是为毛泽东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初，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成千万人的惨酷局面，他开始惧怕历史的谴责，对毛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而毛则行若无事，刘少奇并因这一碰撞而失宠。
毛泽东在回顾平生时，把他亲自发动的文革，跟夺取全国政权并列为自己的不朽贡献。他在反右派前后著作和讲话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选”第五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绝不认错绝无欠债感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因此，在文革后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又都变成所谓敏感问题不许重提了。新闻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连文化学术界提出“如果鲁迅活著”的话题，都被有关部门指为挑拨中共与知识份子的关系，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在相关文字中遭到删除和封杀。可见，从毛时代以来，包括文革时期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已是积重难返。
这就是说，曾经对人民欠债的历史，连同当时的若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绝如缕地影响到今天。不能不看到体制由一代以至两代人确立以后，它就会惯性运行，直至渗透到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中去。
就如毛泽东，他以申韩为师，取法历代帝王，承认自己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他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做他自称“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亲手在一九五○年的“五一”口号中添加了“毛泽东万岁”，他欣然接受胡乔木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歌颂中国共产党，因为歌颂党就是歌颂他。他一意孤行，不让人讲话，听不得批评，更绝不认错。因此只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让别人甚至是批评他的人去作他的错误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而他从不会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相反的，他认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理应接受全民的膜拜。“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党内党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中共当局躲不过反右的索赔要求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复。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甚么无人理睬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时代以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之前之后，积欠太多太多。
现在的问题所在，不系于国库的支付能力，而系于当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上的负面经验，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绕不开，躲不过，二是事不宜迟，早搞比晚搞代价小）达到清醒的共识，才谈得到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著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发韧的对历史的再认识，不幸中断，如今要重新启动，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过的《庐山会议真相》（李锐著），据闻在新世纪竟登上了禁印的书目，一本书的遭遇传达了不止是一本书的资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勾销吗？
如果由于种种局限而不能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和实践，那就不但不能清理旧债，搞不好还要欠下新债。从一九八○年邓小平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邵燕祥：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一九四六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一九五七年因文学创作被打成右派，一九七九年恢复政治名誉。现为中国作协理事。有多种诗集、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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