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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觉
十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去世了。
中国不必继续吹嘘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中国需要清理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
他的第一个历史性错误，是极大地延缓了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进程。
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完全退下历史舞台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只受过不完整的中等教育）、也没有多大才能的老式共产党人，终于等到了攫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机会。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这个74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就开创了名义上不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却是最高领导人的恶劣政治先例。为了巩固自己的破坏领导制度、违反政治规则的最高地位，邓小平起用了一批支持自己的超过70岁的老迈共产党人。这份名单是冗长的：陈云从73岁起“监督”经济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彭真从77岁起主管“法制建设”，并在81岁时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杨尚昆从74岁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在81岁时担任国家主席；王震则在79岁时成为国家副主席；薄一波从74岁起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等，等等。这些七十岁、八十岁乃至九十岁的政治老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中国的“摄政团”，邓小平则是“摄政王”。从1978年底邓小平掌权到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的将近二十年间，中国政治一直处于“摄政”的阴影之下。这种“摄政现象”在当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摄政现象”。邓小平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摄政”，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不能突破传统共产党人的思维局限和政治局限。中国的改革开放被限定为“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他的第二个历史性错误，是“以军制党”、“以军制政”。
邓小平历来反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然而他开发出另一种权力制衡：用军队制衡党、制衡政府。从1980年底起，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政治先例：中央军委主席既不是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又不是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就使中央军委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使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可以依据个人利益干预政治、甚至自行调用军队。胡耀邦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期间，邓小平一直把胡耀邦排斥在军队事务之外。198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构：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是不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荒唐的结构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到底是国家领导军队还是军队领导国家？？到这个时候，邓小平彻底实现了“以军制党”、“以军制政”。这种“军队制衡”反映出一个迷恋最高权力的84岁的共产党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不择手段。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的抗议浪潮中，邓小平的政治威信降到最低点，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要求或希望他退休的呼声占了上风。为了继续自己的“摄政王”地位，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独立权力，自行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的抗议者，酿成“6•4”血案。他事后冠冕堂皇地解释：军事镇压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改变颜色。事实上，不但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没有形成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态势，那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在苏联的改革也没有发展到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阶段，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雪崩还未开始。邓小平的军事镇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继续享有最高权力。
他的第三个历史性错误，是顽固阻挠中国的民主改革。
到1991年底，东欧各国和苏联陆续进行了历史转型式的民主改革。邓小平始终坚定地批评苏联东欧的民主改革，而且竭力阻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巨变。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屋顶黯然落下后不到一个月，88岁的邓小平就开始了“南方视察”。“南方视察”丝毫不提中国有必要启动拖延已久的民主进程，而是强调必须防止中国出现民主变革。邓小平总结的最重要的防止民主的经验即“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初的“南方视察”把这样一种错误方向凝固化：以发展经济取代民主化，以少数富人发财的自由取代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自由，以共产党不受制约的全面腐败取代多党竞争，以向西方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取代加入自由世界。如果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反对苏联东欧最初的改革，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了二十二年，那么邓小平十八年前反对东欧苏联的民主转型，有可能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更长的时间。
作为邓小平的继承者，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一个领导层，把邓小平“南方视察”的错误方向发展到极端的边沿。
因此，中国进一步的改革需要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突破的中心是启动民主进程。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可能杜绝政治老人“摄政”，才可能终止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只有在民主进程中，军队才可能忠于宪法和国家而不是忠于个人，军队才可能中立化而不是政治化；只有在民主进程中，人民才可能通过普选决定政府领导人并促使政府为大众谋福利，其它政党才可能合法有效地监督执政党。
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并不想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错误的受益者。
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要靠新一代的民主力量。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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