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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专政组就是用这样灭绝人性的酷刑，把邱县变成了人间地狱。
刑讯逼出了国民党证据
据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本人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四处平原，无险可依的小县，在日本人对抗日军民的疯狂杀戮中，有300多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被残害。
二十年之后，这个县为“清查”凭空捏造出的所谓“国民觉”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竟相当于八年抗日再加上三年多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数的两倍！
拿着枪从明处攻击的敌人被打跑了，内部杀出来“革命造反派”却成功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没办成的事，革命造反派替他们完成了。
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银行行长、支书、村长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一个个惨死在共产党执政近二十年的土地上。
1969年1月，邯郸地区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是不够……要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
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驻进“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社、队用严刑逼取“国民党”证件。为此，县革委会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
“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打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
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崔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崔炳乾和儿子崔树彬。逼迫崔炳乾60多岁老伴改嫁，崔树彬之妻当场气疯，结果一无所得。
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屋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
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打死人最多。
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虽然专政组下了最大力气也没有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指使“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专政人员”采用以下办法终于搞到证据、证言和证人。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并产生了“书记长”。
2、制造信号枪、信号弹。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制炮打灯（一种两响鞭炮）。”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
3、画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三代会”将此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
4、假情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是个26人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26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让10几名老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逼他们咬出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口供记录作为证词。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用于按“手印”。又以死者名义编造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为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把大抄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鬼蜮伎俩，堂皇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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