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100年来的政治探索中屡屡失误。一个失误，就是追逐大公无私。这个追逐，其实大于社会主义的内涵，集一切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什么主义之大成，造就严复所谓群集权界之群套住己、大于己、凌驾己的中国式穆勒主义。《大公报》报头之墨宝，即为严复题写，说明了他们的主张。这个公，后来径直发展成为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就不是什么中国式穆勒主义，而是中国式列宁主义了。
接下来，中国人开始想走出社、资争论，其实是悄然开始施行私有化/公有化双轨制的改革。就是我们前此说过的，首鼠两端的劫掠原则。看你是公有制，我就拿私有制说理；看你是私有制，我就拿公有制说理──那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这样一来，他们的私有制，正象一些人所说，高于人权，法治，道德，产生了物权压倒人权的奇怪现象。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象他们成立共产党，打出公有化旗帜，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一样；他们现在只要打出私有化旗帜，物权所有之旗帜，一切问题又迎刃而解了呢？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翻饼烙饼，如此简单的历史里程或者里程碑呢？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除去根绝社会主义公有制之祸害，有没有极权主义私有制之祸害呢？
我们答：有！
这个祸害，就是希特勒私有制的祸害。虽然，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思维和统治方式，包含很多公有化，国有化或者官僚化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并不妨碍其施行纳粹私有制的全部政治经济举措。
这个现象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一个经济制度私有，产权、物权私有的国家，是不是可以和希特勒纳粹主义并行不悖呢？
回答是，可以！
特勒施行专制极权，压制其文化本身的传统，但是，希特勒不可以、或者不自觉地没有全部推翻欧洲传统。他的政治体制里并包私有制，并不影响其法西斯和谐，那个纳粹主义和谐。换言之，希特勒可以更改俾斯麦乃至梅特涅等人营造的欧洲政治外交平衡，但是，他还没有了解到，可以象列宁和毛那样，对待德国实行共产主义。这样，在邪恶的公和邪恶的私之间，东、西方的魔鬼及其门徒，找到了我们所谓不管公、私皆可恶──那样一种政治制度。
现在，人们讨论《物权法》。肯定者之一大原则，就是说，共产党里一些人说出了私有化物权保护哲学，他们就开启了多元化或者什么化时代，且退到了毛的公有化乌七八糟，来到原点，等等。
但是，请问，你推倒了希特勒的私有化进程了吗？
你放弃了纳粹主义之国家垄断极权了吗？
你有没有想一想，一个“私有制”这样的救命稻草，既救不了希特勒，也救不了毛式党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仅仅因为人们认可了不带一切必要条件的《物权法》或者什么法，那么，这个法，就和丛林法则或者其他什么法则一样，什么道也没有，什么神也没有。
只是大灰狼和小绵羊之关系法。
重复一遍，看待法律就和看待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如果阿巴多或者西蒙。拉特面对的是一个假人乐队，无论其总谱是贝多芬也好、是莫扎特也好，乐器是斯拖累理瓦里名琴也好，这个乐队，也是死乐队，不是活乐队。因为，指挥面对的乐队演奏──也就是其实际操作，等于零！
法西斯私有化和纳粹《物权法》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呢？
我们来细看文本。
赵启强先生早就对此做过评述。且看他的观点──
“20世纪30年代，是希特勒德国崛起时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希特勒出身低微，他的党又叫‘国家社会主义党’，所以肯定是国有制的鼓吹者；而且，希特勒之所以能成为权倾欧洲的专制者，首先是他以纳粹德国的名义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资产……”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希特勒德国的确有过对社会经济的强制干预：对犹太人产业的没收，为“经济雅利安化”而几次通过立法，以不提供原料和紧缩贷款的方式，让小企业破产或被大企业强制性的兼并。
但希特勒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强化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地位，而绝非实施国有制。1933年，希特勒颁布法令，成立了“全德经济总会”。这个对操有德国经济大权的机构，除了5名纳粹头目，其余的全是银行寡头和工业巨头。
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希特勒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克虏伯公司为例，其利润从1932～1933年度的650万马克猛增至1937～1938年度的12,100万马克，五年时间增长了17.6倍。
总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完全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
“国营企业的资金1932年相当于私营公司与有限公司的7.3%。1939年12月底则为8.7%。百分比略有提高首先是由于加上奥地利与苏台德地区的国营企业，其次还有由于某些国有企业有所发展。”（〔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Ｐ34）
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其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39年，六、七年的时间，纳粹德国的国有化程度并没有提升。
“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第三帝国仍然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形式有：托拉斯所有制、康采恩所有制与卡特尔所有制。第三帝国的全部立法曾试图强化私有制。”（同上）
希特勒德国不仅在国有制与私有制之间选择和强化了私有制；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希特勒仍然是选择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希特勒又优先考虑大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利益：
“纳粹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立法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地位……取消工人和工人代表制……”（同上Ｐ111）
在总结纳粹德国强化私有制的结果时，这位法国经济学家几十年前说过的话，对今天的中国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希望我们中国人能特别认真地对待这段给世界、最终也是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德国历史：
“正如我们曾经考察过的，纳粹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加速再私有化的步伐。我们无需再列举有关事实，只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的所有制方面，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标志着集体主义的倒退而不是进步。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倒退造成的各种后果，每当为要求经济朝着反方向发展而扩大干预时，总要把调动警察力量之权交给垄断组织的代表人物。”（〔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Ｐ187）
赵先生这段话的要点，笔者以为就在这里──
“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第三帝国仍然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形式有：托拉斯所有制、康采恩所有制与卡特尔所有制。第三帝国的全部立法曾试图强化私有制。”
所以，肯定私有制没有带来希特勒主义的任何人权改变。也没有带来其政治经济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没有使得希特勒主义开创任何在纳粹党伟大理论中多元化之局面。也没有使得希特勒本人，成为不同于暴力主义的象征。等等。
那个警察机器还在运转。
“每当为要求经济朝着反方向发展而扩大干预时，总要把调动警察力量之权交给垄断组织的代表人物。”
这样的说明还不清楚吗？还要怎样清楚呢？
最直接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私有制是不是希特勒式的《物权法》呢？
这个问题接下来的设问应该是，极权主义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中国已经进入威权主义或者开明专制。如果这个定论被肯定，那么，辩护士会讲，我们的开明专制已经达到非希特勒《物权法》时代？请问，什么是开明的专制或者私有化呢？──因为，我们这里已经出现私有化。但是，出现私有化本身是希特勒式私有制的内涵甚至外延──你的辩护，等于同语反复。
极权主义特征，在国家行为中，主要看其经济、政治、文化是不是垄断化。这个特征在中国，是不是很明显呢？中国的金融寡头带动的整体计划经济特征，如今有那些些微之改变呢？
中国电力、电信，交通、煤炭等等大企业，有无民营资本加入呢？
中小企业在金融贷款和权益保障方面，有那些实际权利呢？
农民，是不是还是种姓歧视中人呢？
政治文化上的禁锢，有那些和拿破仑、俾斯麦时代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样的“君主民主”可以类比和区隔呢？
中国历史上没有朱元璋思想、赵匡胤思想……却有毛思想，三个代表，四个坚持……请问，这是不是“帝师合一”呢？开明专制和极权主义的本质，就看国家控制思维的程度──蒋介石有《观察》，《大公报》，有胡适，鲁迅──这里有谁呢？人们除去到海外网站写作、发表，还能指望什么多元化呢？这个后极权主义特征，难道已经让度给威权主义和开明专制了吗？
我们前此言及约翰王在1200年代，法国人在1600年代，已经造就宪章和三级议会。请问，开明专制之当今中国，有实质意义上的议会和宪章吗？
民主的有、无问题，其实就是验证专制和极权最好的尺度。
我们说，中国已经走出后极权主义时代──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只有等到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迈出一个伟大的，类似拿破仑或者俾斯麦或者蒋介石那样的、容许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之政治文化局面，这个专制而非极权的时代，才会到来。
但是，言论之作用，在党魁们再早的言论中已经一言明之──千里之堤，溃于一穴；你的言论自由和民间报纸一旦出笼，他们特殊利益集团的“原罪”一朝公诸于世，岂不是他们就要上断头台！他们能就此迎向断头台而开放言禁吗？绝无可能！
就此而言，党们，什么也不会开放──除去开放希特勒式的《物权法》。
极权主义特征如果真的消匿于中国，那么，私有化倾向带来的私有化进程，值得称颂；否则，回到私有化本身并不等于进步，也并不能排除纳粹主义这样一种极右趋势和类似公有制补充的法西斯化，全面扑向中国大地。因为，纳粹主义的整体主义既包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也包含纳粹主义之私有制、《物权法》；而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消解私有制，官僚极权，人权涂炭和劳工压榨。这个事实证明，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和私有化并行不悖，沆瀣一气，媾和于前此之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公无私。
说到底，纳粹社会主义私有化和纳粹极权、整体主义之社会主义，是一个脏币的两面，人们从希特勒年ＧＤＰ高到30%之现实中，看到了整体主义和私有化垄断资本的双重邪恶。这个罪恶，正在变成中国的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