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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庸：可贵的突破，再突破…… |
| 附：任众、燕遯符、铁流、俞梅荪联名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 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 |
吴庸 |
（图左起：燕遯符、铁流、任众、俞梅荪）
2007年“右派”纷纷上书，要求重新认识反右运动，予受害者以精神和物质赔偿。这是50年来“右派”第一次集体发出的呐喊，是对长期被迫沉默的突破。
2007年4月6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会”，追述那场反民主、反人道、反宪法和极其卑劣的所谓“阳谋”的政治陷害，决心坚持抗争，追索赔偿，牢记苦难，以此教育子孙。会议成功举行，并向外界发出报道，参加者一一以真名亮相。这是50年来“右派”第一次集会表示的决心，是对当局恐怖统治的突破。
1957年发自知识层的民主运动一直被诬蔑为反革命活动而加以残酷镇压，即使“右派”被改正仍然坚持“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如此以是为非，象巨大磨盘压在“右派”头上。民间虽有辨正之声，但影响微弱。在纪念50周年之际，鲍彤先生给出鲜明的判断：“国有义师起右军，右军就是国之魂。”这是迄今为止对1957年民主运动的最准确也是最崇高的评价。朱厚泽先生则从文化角度指出：反右斗争打击知识的传承者，使社会从文明向野蛮倒退，造成历史的文化的探索出现断层和断代，因而30、40年代可以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中共执政58年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这是50年来为恢复1957年历史真相而作的认真探讨，是对伪造历史的突破。
这些可贵的突破显示反右50周年纪念取得初步成果。2007年即将度过1／4，在已经突破的基础上如何扩大成果，实现再突破？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供讨论。
（1）出其不意，趁其不备，是这次举行秘密集会的成功经验。“右派”是些松散的、无组织的、消息闭塞的、七老八十的个体，而面对的却是有正规组织系统、有现代通讯网络、有全套武装戒备、有丰富应对经验的实体，力量的强弱对比是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对现有格局的某种突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突破，必须看准缝隙，选准机会，出其不意，趁其不备，突然露面，小胜则收。没有这类游击战术的细心讲求，只凭一时之勇，必然遭致毁灭性打击。
应该说，由于社会的进步，今天在总体上，“右派”处于博得同情的正义地位，当权者在反右和改正两个历史环节上皆已理屈词穷。他们无法拿出毛的反右六条标准进行压制，也无法拿出邓的反右四项原则公开张扬。这是“右派”在沉冤50年后争取翻身、恢复1957年真相必胜的道义背景。但是，只有道义优势是绝对不够的。当局深怕“右派”聚合，象深怕任何群体活动一样。他们以敌对目光看待“右派”伸张正义之举，于是就小偷小摸般警告山东“右派”不要进京，或出动警车恐吓“右派”不要活动。这表明，今天施于这些公民身上的依然是专政措施。因此，“右派”为取得突破再突破，必须善于与这些权势者进行周旋，讲求必要的战术，其一就是出其不意，趁其不备。
（2）争取友军，扩大声势，是这次鲍彤赋诗、朱厚泽为文给予的重要启示。“右派”势单力孤，还形不成“拳头”，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除自己加强团结外，重要的是争取友军支援。如果“右派”自称“我们是正义的队伍，是推进民主自由的国家灵魂”，恐怕引不起什么反响，而鲍彤先生一句“国有义师起右军，右军就是国之魂”却令人刮目相视。无它，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因而社会影响不同的缘故。这样的客观现实是不能不正视的。当“右派”争相打破沉默、挣脱恐惧，纷纷要求还1957年民主运动以清白时，鲍彤与朱厚泽诗文的出现无疑是对“右派”的有力声援。争取更多的友军声援是应当下大功夫去做的事。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应该记忆犹新。当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权势压下来，情况似已无法挽回。但是，权势者的蛮横，失去民心，是大的趋势。被整肃者善于周旋，力争境内外支持，则是反败为胜的关键。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台湾作家龙应台所写《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明报》、美国《世界日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同时发表。接着是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强烈批评中宣部命令停刊《冰点》，呼吁胡锦涛整顿中宣部；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指出中宣部封杀《冰点》只会导致政府缺乏监督；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着文《钳制舆论的新纪录》，指责停刊《冰点》是违宪行为，对《冰点》表示热忱支援；原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给《冰点》副主编卢跃刚发送手机短信：“我坚决支持你们！”除个人声明外，一些资深人士，包括朱厚泽、胡绩伟、李锐、李普等13人，集体公布《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以最激烈的态度表示扞卫媒体言论自由的决心。他们说：“'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扞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一些《冰点》作者，包括崔卫平、丁东、傅国涌、贺卫方、郝建、江晓阳、刘晓峰、马少华、秦晖、童大焕、章诒和、赵牧、朱学勤，联名致信中央，呼吁制止团中央宣传部的违宪行为。这样，《冰点》事件竟酿成一次民主力量公开检阅，这才撼动最高权力的妥协。结果是：《冰点》复刊，但以撤销原主编、副主编并刊登对袁伟时文章的反驳为条件。这个结果虽不尽如所愿，总算迫使当政者作出重大让步。它告诉我们争取友军声援具有何等重大作用。
（3）真理是具体的，这个哲学命题对当前“右派”争取突破再突破有重要作用。人的认识总是由具体上升到抽象――认识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才能对“人”这个抽象有丰富的把握。“右派”指出反右是一场反民主、反人道、反宪法的政治陷害，这个抽象就是以具体的亲历和感受为依据而得出的，因而是确实的和丰满的认识。对未经历者来说，反右运动是一段空白，没有具体的认识过程，自然对“反民主、反人道、反宪法”的抽象就不容易接受。加以官方对那段历史肆意歪曲和掩盖，得到的只是灌输的“杀气腾腾”四字，对反右的反动性就更加隔膜。专制制度所以有恃无恐，就是由于广大群众不明真相、信任官方曲解而百般驯顺的缘故。老实讲，“右派”上书要求赔偿只是表明态度而已，只要中共权力在握，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突破这种格局的基点应放在以亲身经历和感受说明反右的反民主、反人道、反宪法的性质这个基础上，让广大群众补上这段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从具体的真理中认识反右真相，从而促使群众觉醒。4月6日“右派”集会，“一致表示，一定要把此生所经受的苦难写成文字”，这个决心下得好。还要考虑写好后通过何种途径散播出去，让它达到千家万户。还要考虑如何启发大家对这些生动教材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从中得出真知。这种艰苦的组织工作，宜有专人承担，持之以恒。我深信，只要夹边沟劳改农场、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史实散播出去一定会让人们对“右派”之残遭肆虐而深感震撼，只要葛佩琦、陈奉孝的史实散播出去，一定会让人们对“右派”之为人而深感钦佩。有道是：大众觉醒之日，就是专制塌台之时，这个真理是确定无疑的。
（4）妥协是一门高等数学，在政治博弈中是不可或缺的学问。“右派”在争取突破再突破的奋斗中，善于掌握妥协的运筹和计算逻辑才能有望取得切实成果。妥协产生于政治角斗中的实力对抗中，产生于物质实力与精神实力的综合对比中。当这种综合对比的某一点达到一定平衡状态，就有了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于是，在这一点上就可能使对抗暂停，双方各获所值。一味进攻、打倒，使矛盾激化再激化，那是蠢汉逻辑。不断隐忍、退让，使阵地丧失再丧失，那是懦夫准则。有斗争有妥协，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中斗争，是政治对垒中的高等数学。打好“右派”翻身仗，要靠掌握好这门学问。事实上，“右派”上书索赔、当政者不予理睬，力量的这种平衡就是妥协的形式。“右派”秘密集会、当政者只派警车监视，力量的这种平衡也是妥协的形式。如何一步步经过多种妥协，即多种突破，逐渐增强自己的实力，使实力对比逐渐有利于自己力量的壮大，这是善于运作妥协的实质。妥协当然包括某种让步，但超越应有底线的让步是不可取的，比如政府以生活救济名义换取受害者出让自己的正当索赔权利，这样的妥协是受害者不应接受的。也不要设想，当政者出现某位精英突发奇想，发大慈悲，予“右派”以全部物质与精神损失的赔偿，倾国库之力也在所不惜――天方夜谭中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故事。政治就是实力较量，这是铁的规则，它不相信眼泪。
（5）“右派”在觉醒，人权意识在增强，社会也在觉醒，民主自由意识在增强。两种觉醒的汇合将逐渐从萌芽状态成长、壮大，共同维护反右时被剥夺的高达百万知识者的生命权、生活权、传承知识权、抚育子女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公民权。20余年的残酷迫害，造成受害者及其家属不仅是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且是精神上的莫大折磨。这笔账用金钱是无法计算清楚的。反右时百万“右派”觳觫认罪的状态，暴露了毛邓为首的中共暴力集团蹂躏知识层的野蛮、残忍程度。实际上，反右是毁灭知识、摧残文化的一场浩劫，它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包括文化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和科学技术的落伍，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一句话，反右是中共暴力集团的一项巨大罪恶。“右派”上书索赔、秘密集会决定坚持抗争下去不过是第一步，微弱的一步，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讨还这笔欠账的最终表现就是中共让出自己罪恶的权力。
“右派”的觉醒及其活动，坚持下去有望形成一支新型维权队伍。它与广大农民的维权活动、广大市民的维权活动将汇合一起，形成维护公民应有权利的群众性运动。现在，它们还处于自发性、分散性、时聚时散、经济性较强的阶段。但有压迫就有反抗，维权运动定会不断成长、发展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大陆中国的希望所在。（2007.4.20）
附录：
任众、燕遯符、铁流、俞梅荪联名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
—— 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您好！
我们是三个小右派和一个右派的儿子。在“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之际，谨向您公开上书，要求彻底否定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由邓小平具体执行的，那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践踏《宪法》和共产党党章的“反右派斗争”。说我们是小右派，是指当时我们三人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二岁，“黄毛未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各自的职务是小警察、小编辑、小大学生（见附件简历），但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您说荒唐不荒唐？作孽不作孽？另一个是右派的儿子俞梅荪，以表示我们这些右派老人即使快死完了，还有继承我们遗愿的后人。
众所周知，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还在一夜之间把五十多万响应中国共产党“整风”建言的号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动分子，我们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被彻底毁灭，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二十多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不向我们道歉，仍不发还20余年的工资并彻底平反昭雪，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这能说得过去吗？
尊敬的胡主席，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很好！据我们所知，您的治国理念深受全国各界人士的拥护与认同。“和”比“斗”好。斗，则你争我夺，仇恨连绵，国家分裂，民之不幸；和，则和气生财，上下一心，全民团结，国家之福。但是，您的前任――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一生好斗，他大力推行“阶级斗争”，什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结果却斗得工厂不出产品，土地不长粮食，田荒山秃，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冤案如山，监狱林立，共和国的精英和功臣们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55万右派分子及其数百上千万亲属就是斗争的牺牲品，因而十分憎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
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之前，都非常崇敬毛泽东。那时每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常常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现在对他不但恨，而且鄙弃，常想明天就把他的肖像从天安门城楼摘下来。这不仅是我们右派幸存者的愿望，而是很多很多中国人的愿望，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暴君，不值得尊敬。这叫咎由自取，也是因果所定。
胡主席，我们说的是实话，如不信可由全民公决。在他西去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最大的功绩在于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的错误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务实治国方略，并支持胡耀邦平反不计其数的历史冤案，但却不彻底，对完全错误的反右派政治运动留下“只是扩大化”的不光彩尾巴。这个违背事实的“尾巴”，至今仍例在中共中央的决议里。我们认为，如果不割掉这个不公正的近似笑话的“尾巴”，国家怎么能“和谐”呢？五十年前的那场绞杀言论，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所谓“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的罪恶，也是中共的耻辱，这使无数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沦为社会贱民，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折磨致死、甚至被关押被杀害，何止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真是血泪斑斑，惨不忍睹，遍地实证，罄竹难书啊！我们将在以后的上书中例举一件一件的案例实证，如不是事实则愿以身殉此。
尊敬的胡主席，五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违背天理，阴险毒辣的“反右派斗争”的所谓“阳谋”，原本就是阴谋，这与你们这些当今执政的精英们并无关联，难道你们愿意背起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吗？难道你们愿意包庇毛泽东的罪行，承揽邓小平的错误吗？！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对反右派冤案的彻底平反，不仅是给共和国打下百年根基，给中国共产党拭去历史污垢，更是给你们“构建和谐社会”增光添彩。当然，这需要政冶家的勇气和魄力。我们想，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一定有此勇气！记得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先生说：“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意识到奴隶制度必须死亡，而国家必须生存下去！”他在1862年断然颁布解放黑奴的《解放宣言》，留下千秋美名，他在美国人民心中是英雄，被历史学家定为真正伟大的总统。
我们诚挚地盼望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阁下，为千千万万近似黑奴命运的右派分子彻底平反昭雪，留下名垂环宇的大名，使中国共产党改弦更张，成为一个真正“与时俱进”，为人民谋福利的执政党！这将不仅使我们这些右派幸存者感谢你们，那些无数屈死的右派分子也会含笑九泉，忠魂起舞，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将铭记知过能改的中国共产党。
对此，阁下您，何乐而不为呢？邓小平能埋葬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尊敬的胡主席，您就难道不能把邓留下的“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的这条不光彩的尾巴，彻底剪除摈弃吗？勇于化解积重难返的民怨，才是真正“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的良好开端啊！
这是我们三个老者的真诚呼声，一片肺腑之言，希望您能听到看到，考虑之。
敬颂胡主席身体健康！
上书人：任重、燕遯符、铁流、俞梅荪（右派后代）
2007年4月21日于北京
附：四人简历
1，任重，1934年生于北京，在矿山做过童工。1945年12岁时参加过八路军，1953年经公安学校学习，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肃反和反右派运动中以言而被陷害成为极右分子，被送到茶淀（劳改）农场。1979年被“改正”时，未给看“改正结论”，直至10多年以后才看到此件中仍有捏造事实的弥天大谎。退休后，现住北京昌平区农村，在已出版的回忆录《活过 爱过 奋斗过》书中，要求返还20余年工资，彻底平反冤案并经济赔偿。其人生经历被作家刘心武写入小说《树与林同在》，此书被译成法文出版。2005年曾应邀欧洲一行，现与小狗为伴。
2，燕遯符，1938年生于湖南，女，1957年19岁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因撰文《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而成为右派，被送到纺织厂劳动改造20余年，直至1979年被“改正”。1995年依据新颁《国家赔偿法》向北京大学索赔，未见回音；1996年再次索赔，北京大学校党委统战部回信：“在没有新的精神之前，无法个案处理”；2006年初又给北京大学校长写信，要求道歉与赔偿，至今仍不答复。2007年2月以来，参与61位右派老人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是违宪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给予必要赔偿的公开信；参与“反右派斗争50周年纪念”联合维权活动。
3，铁流，本名黄泽荣，曾用名晓枫，1933年生于成都，三代贫民，本人学徒。1950年17岁时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科员、科长、秘书，共青团机关团委委员、副书记。1956年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因小说《给团省委一封信》而成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教，不认罪又被判刑，劳改23年。1980年“改正”后，回单位任记者。1993年退休，现居北京，为自由撰稿人。
4，俞梅荪，1953年生于北京，法律人。其父俞彪文，原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拒绝去台湾而受中共指派赴北京创办新中国的保险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而成为右派，自杀后开除公职，终年31岁；当时其长子俞梅荪4岁、幼儿俞颂荪1岁；因从小受社会歧视，俞颂荪在“文革”中自杀获救后，患精神病，至今仍住在精神病医院。其祖父俞颂华，1919年在上海《学灯》杂志任主编，曾转发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他和瞿秋白考察苏联，见过列宁；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并在《申报周刊》作连续报道；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俞颂华携子俞彪文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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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9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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