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道不尽流亡者的辛酸
-- 由胡平先生新着《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说起
野火（广东）
这或许是一本内容比书名更有可读价值的书。
最初认识“胡平”这个名字既不是从中国的纸媒上，也不是在美国之音的广播里，而是一位日本朋友于91 年送给我的一本日文原版书——《悲剧的中国》中。正是从这本书里，我才第一次初步了解了80 年代那批知识精英如何曾在体制内生活、却用体制化的表达来执着地追求、坚毅地践行民主理念的种种状况以及后来流亡美国的的艰辛历程。
也许许多在国内坚守的人并不太了解国外同道中人除却免于恐惧之外的另一层辛酸，但我读到胡平先生的这本书，对海外民主人士的写作状况和心路历程就有了比先前更多的感悟和理解。
如翻开胡平书中《为理想而承受苦难》的一节，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对海外同道们的飘零之痛感同身受。看到书中这一章节的描述，仿佛此刻与胡平先生在冷寂的空间里相对无语，却彼此了然于心。
书中有这样一段感喟：“世间有一些苦难是很难向别人描述，很难被别人理解的。流亡，便是其中一种。尤其是我们这次流亡。我这里指的是”六四“后的流亡。较小的苦难依然是苦难。流亡有什么苦？想想国内那些还在坐监狱的异议人士吧，想想那些被开除公职、找不到正当工作、家庭破裂并且不时被警察骚扰的朋友吧，想想那些泪眼哭干的天安门母亲吧，想想那些十五年前喋血长安街头永别人世的死难者吧——其中大部分死时还那么年轻。当上述一切苦难仍在残酷地持续时，流亡者讲述流亡的苦难，是不是太奢侈、太自我中心了呢？……是的，是的，但也不全然是。……苦难总是由具体的个人独自承担的，他的痛苦是他的，你的痛苦是你的。那是一个圣诞之夜，民运组织借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生会的一个大房间举办晚会。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位客人，有流亡的民运人士，也有留学生。 C 君和我站在窗前，一边喝着饮料一边交谈。 有些情景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一写成文字反而给读者造成错觉。 C 君说，”你看，如果我们要描写现在的情景： 在洛克菲勒大学 39 层楼上，来自中国的流亡者在这里聚会，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望去，曼哈顿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我手持高脚杯，轻轻地呷一口红葡萄酒，和朋友们交谈…… 这些文字没有一句不真实，可要是让国内的朋友看了，他们一定会觉得：你们过得好优雅、好舒服啊！至于我们的苦恼，我们的焦虑，不论你怎么写，他们都不会明白。“
胡平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不明白”显然指的就是被迫失去“根”的感觉和无以排遣的思乡情怀。正如他在书中所袒露的：“中国人本来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向把背井离乡视为畏途。就拿‘背井离乡’这四个字来说吧，一看就让你产生孤苦凄凉的联想。……这种孤单寂寞之苦，用文字是很难表达的……所以它的痛苦一般人就不理解了。……波兰流亡学者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说：‘俄国由于幅员辽阔，存在一种独特的国内流放制度，它使被流放者处于双重最恶劣的境地，既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又和过去一样经受着同一压迫制度的统治。’新中国 有没有这种国内流放制度呢？有，不过它不叫流放叫下放。国内流放确实是双重的恶劣，这是旁人也很容易看出的。相比之下，流放国外的恶劣就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了。把一个追求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流放到自由民主的西方，这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异议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国家实现自由民主，把他们流放国外，不仅仅是禁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们为追求自己理想而战。”
书中对离乡背井的伤痛溢满胸腔：“流亡的痛苦，首先是乡愁，但又绝不仅仅是乡愁。‘因为流亡者的伤痕’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态上。流亡者不是移民，因为他始终把寄居他国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暂时状态。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为他不是没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着家但有家不能回。就连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虽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己选择了不回去；但他是基于某种原则而拒绝回家。流亡者是难民，但不是单纯的难民。单纯的难民只是为了躲避对自己的迫害，一旦进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在于他们总是执着地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不论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并且还热切地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虽然因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祖国，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祖国。”
与在国内坚守的人虽然同样是心系祖国的民主事业，但政治流亡者的另一种尴尬却是这样无奈地呈现在你的眼前：“流亡的政治活动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应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作家们更严峻。写作是超越时空的，政治活动却不能不受制于时间与地点：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一次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同样的抗议活动，其意义是很不相同的。没有了危险，没有了恐惧，很多活动的份量就大大减轻了。勇敢本来是许多民运人士最重要的特质，可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它却无从彰显。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流亡者会悄悄地选择了回去（或许作过某种言不由衷的承诺）。但仍有许多人宁肯坚守，默默地坚守——并不是为了做多少事情（他们知道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而只是为了忠于自己的理念。也许，最是在那些默默地坚守的流亡者身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到流亡的苦难、沉重、以及神圣与庄严。”
说到在国外的另一种“坚守”，这里还可另举一例。
“六四”屠杀后于90年泅水偷渡香港然后逃往美国的“通缉犯” 吴仁华 先生在他时隔十五年之后借《新闻自由导报总编吴仁华致读者》一信中令人潸然泪下的一段描述：
“流亡者的伤痛是失去了祖国，失去了亲情。我已经流亡了十五年，十五年，在人类历史中仅是一瞬间，但对一个流亡者而言，则是一个漫长的无法言说的精神折磨。……我母亲是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么多年来，与我通话时没有掉一滴眼泪，连思念的话都不流露一句，她老人家知道，那样做只会增加我的痛苦。……前不久，母亲终于对我说了，孩子，我真希望你能回来。你不要怕回来后一无所有，我已经用积蓄为你买了一个公寓套房。我没有告诉你的兄弟姐妹是为你准备的。我说，妈，我最想的就是回家，花时间陪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没有入美国籍，就是想回家。可是，妈，那些回国的条件能答应吗？失去了人格，孩儿怎么做人？母亲说，我不懂你所做的事情，但妈同意你说的这些话。妈只有一个要求，不要考虑妈了，赶快入了美国籍，以后的生活才会有保障，要么妈不放心。思亲之情，苦不堪言啊！不由得开始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时时回想：”降了吧！降了吧！为了家人，降了吧！“可是，能背叛那些死难者吗？能背叛同道吗？我的这些经历，只是众多流亡者的缩影而已。身为中国人，生在这个时代，多么地悲哀啊！”
虽然胡平先生在《数人头胜过砍人头》一书中还有许多非常贴近中国现实症结的分析文章颇值一读，但他写到流亡者心路历程的这一节却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从他全书的文字里，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对祖国民主之路的深切关注和拳拳之心。读着他的这本新书，让我恍惚间看到他每天一个人日复一日坚毅地用中文写作，孤独地用中文自言自语。我想，这对于许多被迫或自愿移居国外的民主人士均莫不如是。毫无疑问，作为中年才流亡美国的胡平先生来说，美国仍是美国人的美国，他作为一个用母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寄居经年，依然难以割舍故国情怀和理想追求。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在美国本土出生和成长的华人，因为那是已经与美国人在各方面完全同化的另一群落。而大多数人如胡平、陈奎德、刘宾雁等却并不具备这样的先天优势，因而他们虽置身域外但仍然生活在中文世界里。而这对一切已经无所依托的流亡者来说，在生存和思乡的双重精神压抑下，则不能不常常忍受不为人知的许多孤独、寂寞和格外无助的感伤。 --------------------------
原载《议报》第30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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