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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革命的理念中，不仅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且更是枪杆子里出社会。以军队为模式的群众组织形式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凝聚效果，但必定要使民众社会付出长久的惨痛代价。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国家军队（国防军）的规模，但希特勒的纳粹党把整个民族都变成了一个军队式人群，连国防军也不能不加入这个人群，成为这个人群的一部分。[注16]同样，暴力革命可以把它控制的整个地区人民都变成一个“军队式”人群。革命所到之处， 随时都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从群众到军队，不过是一个军事形式编制而已。与普通民间社会相比，暴力革命动员下的人群不是“另一个”人群，而是“另一种”人群。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高度敌情化的政治运动把战时军队的群众模式推向全国。群众接受革命领袖指令，依赖他的决定，成为思想、行为的定式。久而久之，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治自理的能力和信心。反过头来，这种情况又被用来当作中国群众天生无能、天生不懂自治自理，天生不配象其它国家的国民那样享有民主权利的借口。
四、从革命暴力到警察暴力
暴力革命操纵“社会主义”理念的方式暗含着一种既利用群众平等要求，又鄙视群众政治要求和能力的隐秘群众观。除了 “民主”，“社会主义”是最能直接吸引群众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平等”，对每个普通人都适用的那种平等。而且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个人的社会性自我实现，社会对弱者的责任，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等等）以及公共政策倾向（如公立的学校，对工人和消费者的保护，社会福利和基本保障，等等）也直接与普通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愿望相一致。社会主义还能为平凡的普通人提供一种结成不平凡集体的憧憬。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可以用来言说一种普通民众乐意向往的“好生活”愿望。[注17]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可以被用作一种涂料，涂抹在不同的政治形式上。正如霍夫（K. R. Hoover）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可以和民主政治结合，也可以和极权政治结合。前者强调的民主渐进，后者追求的革命速成，“前者的社会主义号召是对全社会的，后者的只对工人阶级；前者强调所有人的机会均等，后者强调阶级统治；前者寻求政治民主的途径，后者则要发动革命。尽管二者对于好社会有某些共同的看法，但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上，却是针锋相对。”[注18]
民主社会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把暴力强制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正当途径。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强制，因此强调政治妥协和公共讨论，强调尊重议会民主，主张限制权威和逐渐追求社会的发展。革命社会主义则坚持强制，它自称掌握了洞察历史规律的科学，掌握了绝对真理。既然革命领袖拥有绝对的真理权威，他们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强迫每一个人去遵守和服从他们设计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以暴力强制确保的社会主义包含着一种非常犬儒的隐秘群众观，它一面说群众最聪明，要尊重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一面却把社会主义用作一根将群众捆绑成愚民和奴才的绳索。把你捆绑成奴才，你还得心悦诚服，因为绳索是你自己选的。你会行使挑选绳索的自由，你会选择自愿当奴才的方式，这就显示了你的聪明智慧，表现了你的革命觉悟。[注19}
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是由“英明领袖”所主导的。它的前提是革命尚有足够的理想和信仰号召力，可以按革命精英的意志去运动群众，操控群众。群众是对革命有利用价值的、但主体性无需得到承认的“革命螺丝钉”。革命精英在心里看低群众，但却并不害怕群众。随着革命精英转变为权力精英，先锋队和群众的关系也就转变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统治者已经不再拥有可以号召群众的信仰，所以才害怕群众。这种对群众的恐惧，是共同信仰失落后统治者面对被统治者的心理常态。从革命到执政，群众卑下的客体身份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不过是精英对他们的蔑视和防范由隐秘转为显白而已。
对群众现象和社会行为越不信任、越害怕，就越需要控制他们彼此间的交往和信息交流，新闻控制也就越加严厉。新闻的高压控制特别突显出统治者对群众的极度恐惧，而这种高压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摧残最深的暴力。现实存在的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建、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群众事件的直接起因，无论如何防范，都不可能阻止这类突发事件的发生。但是，却可以通过新闻和言论控制，不让突发性事件成为引起社会注意的公共事件。谁要是违反这样的言论管制，谁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马克思曾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注20]
马克思并不赞成针对普通人民的新闻控制。对这样的新闻控制，对这样的不信任和害怕群众，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呢？
马克思明确地说，政府管制新闻，行使的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暴力，书报检查遵循的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书报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这是因为，书报检查中虽能“给自由……设下障碍，”但却不仅不能消除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反而使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注21]马克思还强调，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真实意义的人民，“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注22]
马克思把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看成是人民的自觉自我意识。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喉舌和它公开的表露。马克思写道，“自由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而真诚的坦白，大家知道， 是可以得救的。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它是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家家户户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汽灯还少的花费就可以取得。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注 23]
马克思把自由的出版和新闻与具有主体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所说的“人民”拥有独立的主体性，并富有主体意识。这样的人民观念让我们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义的暴力革命和权力统治与马克思本人的想法是多么大相径庭。马克思所说的主体人既不是只被革命运动的群众，也不是只被权力管制的臣民，因为这样的群众和臣民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和马克思背道而驰的是，暴力革命利用和运动在它看来毫无主体意识的群众，它的权力继承者则因为群众表现了反抗的主体意识而对群众深怀恐惧，竭力不让群众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意识。人民因没有争取和表达自由的权利而沦落为芸芸众生的群众和唯唯诺诺的臣民。当人民失去了自由权利的时候，国家也就会如马克思所担心和预见的那样，丧失“国家精神”，而只剩下国家暴力。对这样的国家，马克思会怎么说呢？他会赞成吗？会同意这是在实践他的理论吗？会高兴看到他的思想旗帜为这样的统治而挥舞吗？答案大概是可想而知的吧。
注释：1.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6]， 1916， pp. 16， 21， 26， 36， 37.
2. J. S. McClellan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196.
3. Ibid. 203 4. E. Shils， “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IN Centre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1975， pp. 91-2， 105.
5. Sigmund Fre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London and Vienna：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1922.
6.Ritchie Robertson， "An Introduction to Masse und Macht." In Dagmar C. G. Lorenz，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Elias Canetti.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pp. 208-209.
7. Georges Sorel，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ed.， E. Shils. New York， 1961 [1908]， p. 224. 8. Ibid.， p. 180-81. 9. Ibid，。 pp. 138， 133. 10. Ibid.， p. 164. 11. Ibid.， p. 165. 12. 何蜀：《论造反派》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据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回忆，毛泽东的这条“造反有理”语录，文革前已经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选进其编辑的《毛泽东言论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
13. 丛日云：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780 （原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4. 尽管丛日云注重的是毛泽东的显白群众理论，但他也注意到，毛泽东的群众理论其实包含了“某些负面评价，以含蓄的方式，或者善意的态度，在当代中国群众理论中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如果后者没有受到过前者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两者也有明分而暗合之处。比如，群众需要教育，暗含着他们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低下；（注：毛泽东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群众的意见需要集中和升华，暗示他们的意见包含着错误和处于较低的意识水平；群众需要引导，暗含他们的行为有盲目性，容易偏离正确轨道；群众需要组织，暗含他们的无序性、散漫性；群众需要动员，暗含他们有消极被动性，但又容易追随领袖等。此外，群众中还有思想觉悟落后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群众等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力量比，群众处于高位优势状态；与先锋队和领袖比，则处于低位劣势状态。所以先锋队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又不能”混同“于群众。” 丛日云：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 》。
15.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Gollancz， 1962. 16. J. S. McClellan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p. 29. 17. 作为一种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对平凡的普通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精英主义的尼采对社会主义充满了鄙视，他认为，“平庸者在到处聚集，想要成为世界的主人，”“那些最低劣、最愚蠢的家伙想要实现的专制”就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勒庞在《论群众》中坚称，与现代社会人等区分相比较， 社会主义的平等简直太原始了。他警告道，没有区别的群众正在威胁“当今社会的存在，”想要把社会倒回原始共产主义，在人类文明开始之前，所有的人群都是生活在那种原始共产主义之中的。（The Crowd， p. xvi） 社会主义常被用作召唤群众，吸引他们加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都是借助社会主义对普通群众的号召力， 用它来蛊惑煽动激进的群众运动。
18. Kenneth R. Hoover， Ideology and Political Life，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1989， p. 111. 19.法西斯主义（Fasci）的 原意就是“捆绑在一起”。
20.《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第17页21.《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
22.同上，第74页。
23.同上，第74-75页。（天益社区）
原载《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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