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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
作者题记此文根据作者于2007年5月20日在北京某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当时因时间限制删去的一些内容和阐述，现在谨予恢复。同时，为了阅读的便利，我在整理时又增加了几个小标题。文中的不妥甚至谬误之处，敬望诸师长及朋友们批评指正。
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共产党
主持人刚才转达了论坛主办方对发言者的两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我对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坚决拥护。我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已经36年，用粗俗的话来说，一直吃的是共产党的饭，当然应该真心诚意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不过，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坚持这个要求，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一个层次，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个层次，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遵循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我们对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探索，认识上可以说是比较清楚了。咱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一步深入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对于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对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现在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有一位与会者插话：“《人民日报》1979年就提出了‘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的问题，但不久就被当作‘精神污染’批判了。”）确实是这样。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洪林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可惜这个理论探讨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大量事实表明,如果忽视乃至撇开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要搞清楚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关键和保障，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炎黄春秋》今年第三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对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浅的探索。我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三个，其一，民主是共产党成立的基本条件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二，民主、自由决定着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和前途命运；其三，要克服和铲除党自身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和病毒。对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我非常希望各位老师、领导和同志们能多提一些批评意见，以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反思。
在20世纪后期,共产党执政国家原来潜存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暴露,直至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趋于低潮,面临严重危机。现在，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了。之所以造成了这个结果，与这些国家共产党不重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建设有直接关系。有一位前辈昨天在发言中说，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彰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重教训来看，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增加一句话，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共产党。
我给这次论坛提交的论文，原来的题目是《没有言论自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论坛秘书组在编印论文集的时候，把原来的题目改成了《论社会主义言论自由》。这是一番好意，目的是为了更稳妥一些，我非常感谢。但这样一来，小文章用了个大题目，帽子大，脑袋小，有些不太协调，需要作个说明。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呢？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既可用从正面定义的方法来回答，也可以用从反面排除的方法来回答。邓小平很喜欢用后一种方法，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按照这种排除的方法，我感到还有必要提出“没有言论自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于是就写了这篇小文章。
社会主义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
近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愈益成为主流话语系统的热门话题，宣传该价值体系所谓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文章连篇累牍，朦胧玄奥。但是，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其实只有两个字：自由。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不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基本观点的一系列科学论断为依据。邓小平说得好：“老祖宗不能丢啊！”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4节中，又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简明地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
1880年，恩格斯对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作了进一步的科学阐述。他说：在无产阶级争得民主之后，将“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直到1894年，也就是恩格斯去世之前的那一年，他仍然非常明确地表示：“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表达共产党的最终目标，除了摘引《共产党宣言》关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那一段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是恩格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最后的解释和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坚持的这些科学论断清楚地表明，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由是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其他价值，比如民主、平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等，都是从“自由”派生出来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自由主义，而且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
言论自由对社会主义具有基础性、起始性、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人的自由包括三大领域的自由，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自由，三是人主观世界自身的自由。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人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人与社会关系的自由。而在人与社会关系自由的领域里，言论自由又具有基础性、起始性、关键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的很明确，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如果否认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否认人类在各个方面的自由。
言论自由即人们表达自己思想、意志和愿望的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均是言论自由的外延范畴或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最初就是以言论自由战士的姿态走上社会的，他开始其社会活动的第一篇论文，即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4月以后，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同年10月任该报主编。他在该报工作期间最为重视的就是言论自由，并为此同普鲁士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马克思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强调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对学术活动自由的限制，这防碍了人们对真理的探索，而言论自由是探索真理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要把作为思想表现的言论和以达到某种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根本区别开来，思想表现应置于追究法律责任的范围之外，行为是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将思想和言论作为惩罚的对象，那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第三，自由的出版物是言论自由的载体，是人民精神的慧眼和喉舌，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社会捍卫者”和“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
针对普鲁士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恶劣做法，马克思极为辛辣地讽刺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人的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精神的太阳怎么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即官方的色彩呢？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雄辩地证明，政府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和钳制，只能造成思想的窒息和社会的扭曲，只能导致荒谬、愚昧和黑暗。这既有悖于民主政治取代专制统治的历史大趋势，更是对社会主义的双重反动。
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区别于此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就是一句话，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相统一。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经济基础，又必然决定着国家政治权威的逐渐消失，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亦即自由的人。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行严格的言论控制和思想专制，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更遑论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人和“自由人”了。这无疑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状态，哪里有资格算得上是什么“社会主义”，更不用说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了？
要把言论自由确立为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第二国际著名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卢森堡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卢森堡的这句名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言论自由的关键和要害。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社会公众及各方面人士批评政府和执政者的自由。
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尽管贤达之士有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和“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阐述，尽管唐太宗李世民有过“虚心纳谏”的千古佳话，但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一直同思想控制密不可分，根本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历代统治者所崇奉和遵循的专制逻辑，概而言之就是“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次禁其行”。任何不符合最高统治者旨意的言论或思想嫌疑，均要遭到残酷镇压和剿杀。有人写过一本44万言的《三千年文祸》，比较真实、详细地记载了从夏末至清末因言致祸的数百个重要案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将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对肃清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重视不够，以言治罪的现象仍然屡屡发生。从批判梁漱溟、胡风到划定55万“右派分子”，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到“文化大革命”迫害和抓捕成千上万的思想犯、政治犯，使得像张志新这样真正的共产党人竟被判处了死刑，还在临刑前被割断了喉管，惨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法西斯枪口之下。像这种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卑劣暴行，在数千年的中外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哪里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什么“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解放思想，发展民主，以口头方式表达不同思想的自由基本上实现了。在不少公开场合，经常能听到人们对政府、执政党及其各级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这是对数千年来以言治罪传统的根本否定，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被批判、遭逮捕者大有人在，司空见惯。现在，这种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在的确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但是，无庸讳言，我们现在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仍然很不健全，作为言论自由重要形式的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远未实现，因言获罪的事例仍然屡有发生。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以社会主义对言论自由的应有要求和标准来衡量，我国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既进入了社会主义，又还“不够格”，还处在初级阶段。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成“够格”的社会主义，必须更好地实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取代专制的立足点和起始点，是人类文明共有的重大成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有言论自由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但没有言论自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现阶段，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将言论自由确立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主要理由，一是言论自由乃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作为根本基础；二是言论自由乃民主政治的起码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民主政治作为首要内容；三是言论自由乃科学创新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科学创新作为思想先导；四是言论自由乃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作为必有保障。近十几年来，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屡有发生，民主政治发展严重滞后，科学创新的实践进展差强人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言论自由。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不确立言论自由的基本政治制度。近期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种类和基本要求，又在具体法律中切实加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保障。只要不是鼓吹色情、暴力等违宪行为的言论，不是造谣诬蔑，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保障，任何人都不能对持不同言论特别是批评性言论者进行压制、封杀和迫害。
有人说实行言论自由不利于共产党执政和社会政治稳定，这是对共产党执政缺乏自信心的神经衰弱症，是对民主政治的无知。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民主起始点、立足点的言论自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起码要求，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障，怎么会对共产党执政和社会政治稳定造成损害呢？
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言论自由持怀疑、抵制甚至压制态度者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搞家长制、“一言堂”的官僚及其随从，第二种是假共产党之名以谋私的“既得利益者”，第三种是陈希同、陈良宇之类的腐败分子。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懈奋进的真正共产党人，必然是实行言论自由的促进派。套用毛泽东的一种说法，实行言论自由天不会塌下来，而抵制言论自由难免要导致垮台的下场。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惨痛教训，已经发出了极为明确的告诫和警示，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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