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周刊记者黎佳采访报导）最近中国连续发生广西博白反对计划生育的大规模群体抗争、火烧政府；武汉花楼街民众300人齐聚一堂开维权大会、谴责暴力强拆；还有多起维权农民到当地贪官恶霸的家里抄家、扣押腐败官员等，出现了上访以外新的维权方式。

为此新纪元周刊记者采访了“北京之春”主编、著名政论家胡平。胡平表示，这些维权抗争，包括带暴力倾向的抗争是民众对中共野蛮侵犯他们基本权益的最本能的反应，结束中共专制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维护财产是本能表现

胡平说，由于政府实在是欺人太甚，掠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威胁民众的生命，而且越演越烈才导致这么多维权抗争频繁的发生。体现了人民权利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但胡平强调：“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维护自己的财产是一种天经地义，甚至是一种近乎自然的、本能的表现，并不需要你太多的教导或是启蒙他现代民主、人权自由的理念才能醒悟的。”

胡平比喻，当有人明目张胆侵犯你的私有财产时，就连原始社会的人都会起来抗争。你不能指望原始社会的人他们去捍卫言论自由，他们不懂这些，但是你要从他口里抢食物，要强行拆掉他的住所，他也会反抗。如今发生的这些抗争，与其说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政府欺人太甚。

胡平分析，长期以来中共都是欺压人民，对人民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实际上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并不是说只要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马上就起来抗争的。如果是那样，那中国遍地都是维权抗争了，那就远远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年七、八万起的群体事件了，那个数量就不知道要翻多少倍了。

*中共的目的

胡平说：“中共对维权活动的高压打击，其目的就是要打消百姓起来抗争的念头，让你们知道，抗争也没用，只能受更大的损失。老百姓反过来想也不是活都活不下去，还是有口饭吃的，那就忍忍吧，算了。”

胡平比较中国民众的抗争和西方民众的抗争。在西方，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他们举行集会示威抗议没有恐惧感，因此只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他们就自然会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人民没有言论、结社、集会和示威等权利。民众起来抗争总是面临着被打压，被秋后算账的危险。有人说，现在中国就缺陈胜吴广了。其实，十三亿中国人里面，陈胜吴广式的人物多得很，但今天的时代不是陈胜吴广那个时代。面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政府，民众方面不能斩木为兵，很难用武力与政府抗衡。

在政府方面，特别是中央政府，他们明明知道老百姓的要求是合理的，有时候也会对民众做一点让步，部份地满足民众的具体要求，但是他们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的坏事太多，一旦民众有了集体行动的能力，抗争必然会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必然会对整个专制暴政提出根本性的挑战。

所以他们总是要采取高压，就算对某些地方官员给与惩处，但同时一定也要对民众，特别是带头的人秋后算账。所以在中国的这些群体抗争，有时也能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

*和谐社会是空话

胡平称，胡、温所要建立和谐社会，关心弱势群体，采取亲民姿态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居高临下，他根本都不承认主权在民，民众没有表达自己集会、结社、游行的权利，所以到头来势必沦为空话。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想用“有节制的压迫”，以维持“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像武汉市花楼街强征民宅的众多抗争事件，看上去问题出在地方，其实根子在中央。问责制看上去不错，但是在这里，地方官员只是对上级负责，不是对人民负责。其结果便是，中央政府压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去压老百姓。

胡平认为：“在民主社会没有官员敢这样对待百姓，他们靠的是百姓的选票。而中国的官员清楚他的官职和百姓没有一点关系，而是和他的上级有关，所以他敢压制百姓来达到上级所谓的指标。而上级和中央政府，他明明知道下面的恶劣手段，也不管，其实是纵容，鼓励。”

信访问题是个典型的例子。胡平说，虽然信访办也承认80%的上访都是有道理的。中央要地方解决好问题，而它衡量是否解决好问题的标准就是看你那里到北京上访的人多不多。地方政府发现，要减少本地民众上访的数量，最简单的办法是压他们，整他们，让他们不敢去上访。哪怕访民都到了北京了，地方政府也要派人把他们抓回来。中央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就是鼓励和纵容下边的人这么干。

胡平谈到：“现在通过了物权法，说是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少人认为，有法总比没法好，其实不一定。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只要中国社会一党专政的政治结构不改变，政府权力没有任何约束，那么任何法律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当然，在民众方面，要尽量利用物权法，不用白不用。民众要把物权法作为一个抗争维权的武器和依据。”

*为养儿防老农民抗争计划生育

谈到广西博白反对计划生育的抗暴事件，胡平说：“这些事多数都是发生在农村，农民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格外反感。这主要不是农民有旧思想旧观念，而是农民有他们的具体问题。在农村没有起码的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只能指望着养儿防老，来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所以就要多生孩子，尤其是男孩。

再加上农村的医药卫生条件差，婴儿死亡率也高，只生一个太没保障。一胎化政策对他们危害大，农民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存利益考虑。”相比之下，城里人的福利和养老方面的东西多少会有些，所以体会不深切。

胡平批评：“施行计划生育的手段是极其野蛮的。光看那些口号就让人毛骨悚然，什么‘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谁不计计划生育就让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些口号可以公然写在墙上，实际上他们会怎么做那还用说吗？”

*中国社会的出路

胡平表示，如今中国社会的民怨和民愤是不可低估的，表现了民众对政府的越来越不信任，从而产生怨恨和暴力的倾向。这是被当局长期高压手段压制所逼出来的。民众何尝何尝不希望能和当局平等对话，理性地谈判。但是他们知道当局不会这么做，当局总是要镇压要秋后算帐，所以他们只好趁人多势众，向长期欺压他们的官员发泄仇恨。

胡平指出：“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在持续的高压下，很多人出于恐惧而只顾自己，只要砖头没有砸到自己头上，他们就袖手观旁，不闻不问。由于多数人的冷漠，这样也就使得当局的罪恶可以延续，发展。这样一来，即使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政治制度的危害和弊端，可是这个制度却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必须要激发起大家的正义感和同情心。”

胡平最后表示：“此起彼伏的抗争必定会越来越多的引起社会一些有正义和良知人士的关注，让人们意识到必须要政治改革，特别是让那些体制内的人能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结束这个罪恶的一党专制。”

(注：本文精简版将发表在最新一期新纪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