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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幸存者反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美国之音、中央社
(voa 记者： 国符 /洛杉矶/2007年7月1日)
2007年6月底两天，一群经历过50年前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和关心者齐聚一堂，通过学术论文和专题讨论回顾和反思这段戕害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事件。许多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个名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的举行地点是在美国的南加州，而不是中国。
洛杉矶举行反右50年国际研讨会
(VOA 记者： 容易 / 洛杉矶/ 2007年7月1日) 1957年的反右运动过去50年之后，首次有学者专家和过去的受害者或家属齐聚一堂，对运动的前因后果进行学术讨论，找出反右运动的历史定位。因为这种回顾讨论在中国仍然被禁止，令参加会议者更加感慨。
*“思想领域国有化”*
林培瑞：“五七以前也许你不能说真话，但是五七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林培瑞 ( Perry Link )用流利的中文指出，五七反右在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中虽然死亡人数不是最多也不是最血腥，却是中国人“思想领域国有化”非常关键的分野，就是因为知识分子被强迫鸣放之后又被整肃，造成以后人人说一套做一套，林培瑞说:
“五七语言变成假大空，但是还要假装相信，一起玩语言游戏。从文革一直到现在，还有说假话卖假货，说一套做一套种种腐败。五七以后那种两种真理、语言分野是关键原因之一。”
林培瑞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该基金会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亚洲研究中心以及华人图书馆协会南加州分会联合主办了这个国际研讨会。
主要负责筹备大会的是基金会代执行主任宋永毅，他表示，在此时在海外举行反右研讨会，一是还个心愿，1986年反右卅周年时，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曾经发起回顾研讨会被禁止，还被开除党籍。另一原因是时间有急迫性，刘宾雁已在去年去世，50年前的受难者至少都七十几岁以上，不能再等下去。
*共产主义退潮虚化*
目前在亚历桑那州大学教授物理的方励之，50年前因为写了尚未寄出的一封致共产党中央建议信的大纲，成为内控右派，妻子李淑娴与另一位连署友人也被打成右派。这次他提出报告研究的个案，就是1956年北大物理系约一百名毕业生至少20人被打成右派的情形。
方励之分析说，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共产党要君临一切之上是本质的不同，难于相容。物理学者和共产党分开是必然的。他也指出反右终结了当年西方吹来的自由思潮，但是也让共产主义退潮，并且日渐虚化。他说：
“20年前我说马克思是旧衣服可以脱掉，中央急了派人来劝我，也没批评什么，只是劝我这话不要在公开场合说，这不就是虚化吗？”
*阴谋？阳谋？打谁？遭殃人数？*
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有许多人认真提出研究论文，近百人热烈探讨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究竟是毛泽东的阴谋或是阳谋？目标是知识分子还是毛“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打击目标其实是逼他退居二线的刘少奇等官僚？当时美苏国际情势如何走到“一边倒向苏联”？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竟然也低头认罪？反右遭殃的人究竟有多少，是中共说的55万人，还是丁抒提出来的加上中右、内控、工农疑似右派等算出来的120万人？
会议在学术之外，也兼顾感情，每场讨论会都留出半小时自由发言。林希翎、冯国将等不认错的右派激动落泪、慷慨激昂喊口号、有人说辛辣的笑话、有人含泪朗诵遇难者的诗、还有莫逢杰等人气愤不平，要在美国提告寻求赔偿。
*反党本无罪 何况共产党*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反右是思想罪，没有硬标准，在中共控制舆论和动员家人群众批判下，很多人一时失掉信心。后来改正还留个尾巴，说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好像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错的。胡平说：
“我们坚持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人们有权反党、反社会主义，何况共产党那么糟糕。在美国没有人说反民主党或共和党是个罪过，很可笑嘛。”
*极权制度靠共犯结构*
哈佛大学博士生王丹研究国家暴力和暴力的共犯结构，他代表大右派许良英宣读论文，他也比较五七和他参与的八九民运，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传承的断层。他请大家思考集权到底靠什么维持？王丹说：
“集权制度靠的是搭建一个共犯结构，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让老百姓跟着政府大家一起互相斗，每个百姓都成为凶手之一。我们只有每个人都反省自己，自己先成为一个现代公民，才能改变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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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记者褚卢生洛杉矶特稿）二十九日起一连两天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举办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探讨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发生以来，以此为题的规模最大的学术活动。
与会的六十多名学者、知识份子分别来自北美、欧洲和中国，其中包括现任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方励之、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郭罗基，以及多名不顾北京政府可能的迫害，从中国兼程赶来的学者与作家。
回顾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它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份子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
主办这一研讨活动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代执行主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表示，"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具意义的开端，但不幸以对中国知识份子大迫害的悲剧告终。
形容"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具意义的开端，是因为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史达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的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
除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著名知识份子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要求中共实践它执政前的民主承诺外，青年学生更是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抨击时弊不遗余力。
学生们的言论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中共最为忌讳的领域，例如民主政体、学术自由、新闻自由等这些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共冠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实质所在。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一开始主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大鸣大放"和帮助中共"整风"，但一旦批评意见危及他们的专制政体，他们立刻把全党"整风运动"变为全党和全国的"反右运动"，利用他们手里的国家机器大举政治迫害。
悲剧性的结果是，全中国上百万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戴上了"右派"帽子。轻者被撤职降级，重者被监禁流放、甚至迫害致死。
宋永毅指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在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消灭了他们的批评声音，更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带到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他说，首先，它使中共把它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压过了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了先河。
其次，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从此失去了批评政府的社会良心的作用。
更有甚者，它在实质上消灭了当时一息尚存的一些民主党派；随着一大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它们实际上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功能，轻者遭到威胁迫害、放逐国外，重者失去生命。
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学者方励之等现在都出席了研讨会，许多对"反右运动"有研究的学者也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包括德拉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红，以及来自中国的作家叶永烈、戴晴、大学教授钱理群等。
研讨会最具意义的是令人了解到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在一九五七年要求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延续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民主运动，以至今天中国知识份子在共党统治下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令人清楚的看到违反人性的共产主义注定在不久的将来被自由、民主的思想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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