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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竹
十六大以来，胡锦涛的执政路线是“左灯右转”，也就是亮左转灯而向右转。实践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容易转入恶途黑道，增加翻车风险。比如，广东的张德江，山西的张宝顺，堪称“先进性”的旗手，胡的封疆大吏。“二张”实施“左灯右转”，结果如何？广东与山西，一南一北，一穷一富，风马牛不相及，却不约而同地转黑变恶。广东的群体事件众所周知，山西的黑砖窑也很著名。总之，凡搞“左灯右转”的地方，穷也黑，富也黑，百姓苦不堪言，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十七大应该变灯，关闭左灯，打开右灯。右灯右转，才好上路。
为什么必须“右灯右转”呢？孔子说的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五年以来，胡锦涛办不成事，原因就在这里。事实上，中国已经是阶级社会，这一点无庸置疑，即使真先进来了也不能改变，更遑论胡锦涛是个假先进。所谓“变灯”就是承认阶级社会的现实。实在说来，无阶级的社会是空想社会，一如无污染的环境是空想环境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因之，只有承认阶级社会的现实，才能名正言顺地化解阶级矛盾，一如只有承认污染的现实，才能名正言顺地控制污染排放。但是，明明有污染而不承认污染的存在，无异于让污染泛滥失控，这就是胡锦涛“左灯右转”的可恶之处。
有鉴于此，十七大应该承认，中国不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未来的改革开放要基于这个事实判断，而不应建立在虚幻的社会主义的假设之上。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有文明与野蛮之分，有低级与高级之别。什么是低级野蛮的资本主义呢？在我看来，没有人权法制的资本主义就是低级野蛮的资本主义。什么是高级文明的资本主义呢？具有人权法制的资本主义就是高级文明的资本主义。显而易见，胡锦涛“左灯右转”的治国方略并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反而束缚中国进步的脚步，甚至延长比资本主义更野蛮的封建奴隶制的寿命。
胡锦涛的“左灯右转”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欺诈术，连蒙带骗，外加吓唬。但是，中国已经变了，老百姓不是二十年前的老百姓。首先，民智已开，谁比谁傻多少呢？靠政治诈欺，难过关啊。其次，民力渐强，谁也不怕谁，压是压不住的，把公安武警与军队都用上，也无济于事。因之，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必须反胡之道而行之，大胆创新，开辟文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最近，胡锦涛发表“六\x{2022}二五”讲话，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有纠左趋中的意味，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离变灯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其实，变灯的门槛非常低：一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二是改良现实，名正言顺，如此而已。换句话说，放弃鸵鸟政策，就是关闭左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价值，认同自由民主法制人权，老老实实补课，实实在在改良，就是开启右灯。如此一来，改革开放才能实事求是，才能名正言顺，一句话，才能尽快超越十九世纪低级野蛮的资本主义。十七大变灯，不但对中国有好处，对共产党也有好处，如同开闸泄洪。但是，机遇期稍纵即逝，拖延至十八大，就要炸坝泄洪，届时伤人必多。
由此观之，当务之急不是空谈党内民主，而是落实党内自由，即独立思考，实话实说。十七大未必能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但出一个宋楚瑜，应该是可以的。此人官不必太大，资历不必太老，重要的是拿出彭德怀讲真话的勇气，为民请命，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即使在民主集中制的范畴之内，如果十七大的党代表能自由表达，能自由提案，能秘密投票，能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灯就可以变过来。这样，共产党就可以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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