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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阉割了媒体的独立精神——从晚清报业看过来
牟传珩
记得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在创刊“引言”中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中国晚清报业之所以能撑起作为公众媒体的独立精神，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报业是由一批有理想，持社会批判责任的独立知识分子创办。记得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始终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其价值追求的。在现代传媒没有出现以前，知识分子立言一般以著书立说为主，但在晚清时代立言已开始转换成了知识分子创办新型的公众媒体——民间报刊。其实，晚清时代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其专制功能的衰退，却为知识分子形成“文人论政”的“独立的精神”创造了社会条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于本我的主体性自觉，感受着生命困境的社会性刺激而生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
在满清时代，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形式《邸报》，但它不过是用于沟通官僚机构与官吏之间信息的“朝政官报”，这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现代报刊不可同日而语。近代中国报业的兴起，是伴随着19世纪初西方近、现代思潮、新闻观流入而生成的。它最早起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华办报。当时，洋人虽各报不同的办报目的，但却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西方报刊的媒介模式，大大冲击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的新闻意识，并由此拓荒出民间议论社会事务的“公共空间”。这就刺激了中国士人自主言说的精神觉醒。由此，一种可以有效传播各种信息的非官方载体——中国自己的民间报业诞生了。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民办报纸有《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自由论坛。
《美国新闻史》一书中曾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派系偏向的报刊虽然受到当权者集权力量的牵制，看似软弱无力，而实际上更能制造一种平台形象并吸引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共识。这种舆论力量反过来又有能力抵御集权的迫害。然而，美国的这一经验，在中国落后、封建的专制土壤里却并不怎么适合。“当时社会情形，十人中九人可以说是文盲，到乡间去更为蔽塞不堪，毫无事业可言。至于新闻一事，更无成立之必要（条件）。”满清时代的中国，并未证明民间报刊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其成为抵御权力的利器，可以占有足够的社会空间。在当时中国近百家报刊中，50余家属于教会所办，20余家属于外国商人所办，中国民办报刊只有10余家。而到1894年底，这10余家中，至少已有5家停刊。剩下的数家中，外国人入股、推外国人为总董的也有几家。这样算来，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也就寥寥无几了。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开创民间报业多么艰难。
不少人认为，最早接触并致力于新闻学启蒙的中国人代表是梁启超，但事实上王韬才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播入这片古老、封建土壤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的首创者。王韬曾撰写专文，深入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理念，大力弘扬政府要放宽言路，民间要争取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起点，用他的话说：“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同时，他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开了影响至今的“文人论政”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自主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由于王韬如此鲜明地倡导了独立而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影响了后来大批民间报人都秉承了这一精神传统。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堪为中国报业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该报自创刊始便以独立的精神，批判专制，呼唤自由，要求中国社会在 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
梁启超可谓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领袖人物。梁启超在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说和争取自由与宪政的西方代表人物，同时发表了被称之为“自由主义政纲”的重要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梁启超“新民说”的新观念，为进一步启蒙中国的新闻业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新内容，提出了通过运用现代媒体手段改造国民素质的系统方案。梁启超在该著名论文的结语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代表了中国最早一代民间报人的心态，更进一步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挺起中国媒体的独立精神；也正是这种担当意识，开拓了“文人论政”的公共空间。
“文人论政”的公共空间，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说。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公民聚在一起，议论、讨论公共事务，形成意志，达成共识：“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晚清中国，虽然并没有生成欧洲式的“民间社会”，但毋庸置疑，知识分子类群的出现，基于本我的主体性的自觉，奋力拓开了比百年后的红色中国宽泛得多的公共的“活动空间”，可以相对自由的议论公共事务。对此，李欧梵先生说：“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而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张灏先生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正是这些人支撑着民间报业的独立精神。
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办报精神。他为此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的独立之言，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梁启超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也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
对中国民间报业贡献较大的另一个人物是汪康年先生。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上海报刊对战事的错误报道，刺激了汪康年要办一份中国人自己的报纸的决心。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联手创办《时务报》，汪康年担任报馆总理，负责馆中事务和外出应酬；梁启超出任撰述，主管报纸业务。汪康年以政府要改革、民间要安定为出发点，仗义执言，刚正不阿，以他具有的独立见解，激扬文字，抨击时弊，在当时影响巨大。颇值得特树一笔的是，作为中国较早的近代民间报业从业者汪康年先生，一人就主持并创办了6份报刊，即《时务报》、《时务日报》、《昌言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汪康年毕生积累了大量的秉承独立精神办报经验，为中国民间报业作出了许多建设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观察，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地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分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晚清后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中国媒体独立精神代代相传，脉络不断。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民间报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民间办报刊十分流行，且官方、政党，乃至社团、商家，无不争相抢用这种新型媒体形式。
然而，中共建之后，推行文化专制，对中国民间报业史上的独立精神的进行了毁灭性的围剿。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封杀了所有民间办报、办刊渠道，而一切官办报刊，也都成了党的喉舌，政府的传话筒。中国晚清以来发展起可贵的“文人论政”独立精神，从此荡然无存，以至于最终发展到毁灭一切人性与文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10年文革结束不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并由此推动了一场“人民民主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勃然兴起，发展成为中共建制后，首次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秉承媒体独立精神的“全国民刊”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站在当年梁启超的“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的起跑线上。当时由北京四大民刊《今天》、《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为代表的全国各地民间刊物百家齐放，波澜壮阔，一时成为后文革时期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但邓小平取得了绝对领导地位不久，便再次封杀了中国民间办报刊的自由和独立精神，随后又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将全国各地民刊，统统定为“非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关押创办民刊的知识分子。从此，中国民主墙与民间刊物语话，成为今日中国最敏感、最忌讳的话题之一，导致了一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大倒退。
今日中国，已不再有秉承独立精神的社会媒体，不再有真实、客观、公正地新闻报道与抨击时弊、批判政府的文章，不再有服务公众，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之外担当社会责任的民间报业。总之，不再有“文人论政”的社会公共空间。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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