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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六七年的九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幸）。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孙女，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特务嫌疑”（印度特务）。
六七年十二月，又是一个深夜。这回敲门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然后又是一番彻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象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暗自好笑：象我父母这样的大傻瓜若是也能当特务，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干了。说良心话，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临走给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诉我“划清界线”；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又说我父母不是一般问题，叫我不要满不在乎。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呆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我和弟妹三人这几年的日子就不必说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钱很快花光，就变卖家产——实际上，新中国的教授穷得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家产”也者，不过就是几件破家具而已。父母亲双方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资全部扣发，一分钱都不让我们领走，好象“反革命”家属的生理结构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阳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壮成长。再后来，简直就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了（期间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的帮助）。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队落户，小弟那时才11岁，也只得带在身边。幸亏，中国的劳动人民毕竟大多数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城里的学生赶下乡来受罪。他们并不幸灾乐祸，并没有想：“好啊，这回也该你们这些城里的上等人尝尝苦滋味了！”相反，他们同情我们，尊敬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反倒是我们自己，受了那么多年的扭曲教育，把农民们朴素、自然、毫不掩饰的天性流露，特别是他们在“性”上的毫无顾忌，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当官的等级特权的不满，看作是“落后”，认为该接受“再教育”的是农民，而不是我们。我很快就发现，村里最糟糕的少数人，恰恰是那些上过几年学，多少有点文化，学会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谈革命理论的人。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争权夺势，奸猾、恶毒、偏狭、嫉妒、虚伪、自私、好逸恶劳……等等人类的恶劣天性，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当时最得势的、最出头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强的，全是这一类人。但即便是这些人，总的来说还是比城里人好些，不象城市里那些“革命家”、阶级斗争专家们那样丧尽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一九七三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五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下了火车，回家听妹妹讲了情况，说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去，已是傍晚，晚饭刚开过。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 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入了艺术之境时例外，如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说她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的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已经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这年（七三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他一露面，嘴就没闭过一分钟以上，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原来的家是不能回了，母亲对他深恶痛绝，反复说她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再见他的面。这中央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里头，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一个叫“黑山滬”的地方，那里半山坡上有民族学院的一个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那个年头高等院校穷得揭不开锅，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连门窗都朽烂了的。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座蜂窝煤炉，山风呼啸着，冷得象地狱一般。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去了。于是把我们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把那间大屋子加一堵墙隔成两间。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五年。父亲的病经多方诊治，渐渐有所好转，从天天闹，变成隔半月、二十余天发作约一周；从单纯的躁狂，变成躁狂－抑郁交替。身体是越来越好起来，每天拿把锄头，有用没用地四处锄草。下边是个大桃园，看园子的张师傅是个好人，很同情父亲，尽量给他安排点事情做。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当时的什么黄丽啦，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事情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大人出山了，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小平大为不满，怀疑他是反对毛主席。七六年，周恩来逝世，邓下台，“四·五”天安 门事件被镇压下去，一片白色恐怖。社会上传闻四起，都是对着江青一伙的。于是“四人帮”大抓“谣言”传播者。我因为听一位朋友及邻居说北大有人画诬蔑周恩来的漫画，告诉了母亲，母亲则对周并无敬意，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母亲这个毫无心术的大儿童，在俄语系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了出来。这下可好，系里的人对她群起而攻之，那些迟谢爪牙们是想借此立功，一般人则对母亲的极左早不耐烦，母亲天天拼死拼活地工作，人际关系却一天比一天坏。人们早就厌恶透了江青等人，“四·五”事件更使人们头脑清楚了一层，谁不同情周、 邓，谁不恨江青一伙？哪还能容得身边来一位大左派，天天给同事大上政治课？那个年头，教育全是扯淡，谁会有什么积极性？象母亲这样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们积极工作，谁消极她就批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车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听直发毛，以为是为我一位同学周忠钰哥哥的事。这位仁兄（名叫周忠铉）“四·五”时去天安门贴诗，被便衣盯上，还没到家就被抓走了。我一听这事，立刻赶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戴珊，嘱咐她千万挺住别乱供，害人又害己，一辈子也别想再抬头做人。还说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话。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爱供谁供谁，再也供不到我头上。我以为是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把我这番话供了出来，本来没事倒成了天大的祸事。我赶快把日记、信件、唱片等等都送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张小军处保存，第二天揣上一本书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管片的民警出来，问我：前两天北大保卫科找你谈过话吧？你把情况说说清楚。我一听，心里石头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话重述一遍。民警当然不信，让我好好想想，扭头进去，把我扔在外边板凳上。我心想：想个鬼！便把书包里的书掏出来看。好一会儿，这位民警出来，见状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进里间屋，只剩下我们两人。他把语气放缓，说了一番“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们也不会逼着你说”等一类的话，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卫科谈一次，说清楚就算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只有一条，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传随到，千万别弄一帮人开车去找我，吓得我父亲够呛，影响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卫科我当然不会去找——让他们见鬼去吧！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母亲在系里更形孤立，终于，系里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无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里，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付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觉得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然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评论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七八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百废待兴，“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莱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便被我骂了出去，这在那个文革的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废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她后来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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