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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出现自杀事例，一定是宿命型的，即由于社会或命运对他们的摧残迫害残酷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的乐趣，同时又看不到丝毫改善社会处境、改善自身命运的希望，因而不得不含恨而死。若论罪魁祸首，正是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阶级斗争！
那么，在这种类型的自杀中，个人特性是否有责任，如果有，又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呢？
正如杜尔凯姆所说，某种限度之内的社会自杀率是不可避免的。笼统地说，这是由于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对人的影响纯然是幸福、快乐和满足，使社会成员丝毫不遭受挫折、痛苦、折磨、不幸和悲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人间天堂只是一个最幼稚浅薄的梦想。具体地说，首先，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个人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人性的提高确是现代社会的目标之一”，“……人类灵魂的历史就是自由思想的进步史，任何欲使历史车轮倒转的想法都非常幼稚”，“在那些进步迅猛的民族中，限制个人发展的条条框框，一定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如果这些民族保留了在那种未开化社会中所具有的强硬规范，那么其进化的过程一定会受到阻碍。当对个人的限制减少时，个人的欲望和野心在某些时候难免会膨胀，只要个人被灌输了进步就是他们的责任这种思想，再要他们服从社会的规范就很难了；因此，不满分子和骚乱分子的数量必定会增加。整个道德的完善和进步是离不开社会某种程度的反常现象的。”一定限度内的利己型自杀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其次，只要存在紧急情况和意外事件，某种限度内的利他型自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用的、有益的。例如，明知救人自己会死而毅然舍己救人，这种利他型自杀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道德行为准则。第三，社会不会永远平衡地、无波动地发展——即使整体能，也不可能做到任一局部都如此。某种干扰、动荡总是会存在的。否则，世界也就太无趣，太无生气，太缺乏色彩了。动乱型自杀也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唯一有希望绝对避免的，大概只有宿命型自杀——假定精神疾患的治疗技术大为改观的话，就更有这种可能。
如果不可避免的、一定限度内的社会自杀率是正常，不算是“病态”，那么，就只有当社会自杀超过这一正常值时，才能认为社会是病态的。超过得越多，社会病态程度越重，而宿命型自杀（除精神疾患所导致的自杀之外）都是应当可以避免的，因此，这是一种最严重的社会病态现象。很遗憾，我们得不到中国历年自杀率的准确统计数字，否则不难对“文革”前后的社会病态严重程度作出一个粗略的定量测度。
既然社会存在严重病态，既然这些病态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就应当找得到消除，至少减轻这些病态的办法。
杜尔凯姆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发展职业性团体，提倡妇女就业；在这些职业团体中培养一种家庭般的亲情气氛，构造一种团结、友善、温暖、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用它来把社会成员融入集体和社会之中，抑制过分的个性化、过分的个人主义倾向（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杜氏认为这是当代西方的主要病态——以减轻利己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对人们的有害诱惑。
杜氏的这一建议颇具先见之明，当代社会的两种重要的积极变化都符合他的这一思想：一是各类社会自治组织（中间组织）的发育；一是企业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在这两个方面，日本企业的“Z型管理”尤其值得广泛借鉴。
正如杜尔凯姆指出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国家是一架粗笨不灵的机器——
“国家对各种复杂的现象知之甚少，无法为每种情况都找到合适解决方式。国家是一台笨重的机器，只会一般性的和常规性的工作，它的行动方式一成不变，不知道怎样根据不断变化的特殊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国家因而经常通过强制性行动来拉平各种距离。”“国家不得不企图起某种它不适宜起的作用，而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常说，国家到处插手却到处碰壁，它企图把手伸到不属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种种事情中去，可经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费力不讨好，事倍功半。”
这就是说，国家－个人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二元结构，或者说，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大一统社会模式，国家中心一元论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只能采取“一刀切”式的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以至不是偏于过分僵硬、严厉、强求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管理，就是偏于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半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必须构造出多层次、多样化的中间组织，以沟通信息、促进对话、协调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软性”的（自愿的、灵活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整合。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与这种政府－中间组织－企业－个人多层次社会组织结构模式有极大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模式，日本才能兼得政府有效的宏观规划引导、广泛积极的社会动员（指用某种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整体目标广泛动员群众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市场机制的高效率以及比较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几方面的重大利益。这种东西合璧式的社会组织结构使日本后来居上。去年日本的平均国民收入已超过美国高居世界第二位（前五名依次是瑞士、日本、冰岛、挪威、美国），这并非偶然。
在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日本的“Z型”企业文化也应当说是最先进、最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西方早期的“X理论”把职工视同活机器，认为人们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此主张对职工采取“胡萝卜（工资）”加“大棒（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政策。后来的“Y理论”注意到了在人们的职业活动中应当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性需要，但仍然采取了工作——家庭生活两不相关的分离态度来处理人的全部社会生活。“Z理论”则主张工作——生活合一，强调工作场所的家庭式情感气氛，提倡职工家属介入职工的职业生活。这与杜尔凯姆的见解不谋而合。如果说日本的自杀率仍然不低，那是出于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原因，即过分强调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过分束缚了个性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中国的问题类似，当然，远不象中国的情况那样严重。社会中间组织及职业团体的这种健康影响能否由政党，以及目前中国的共青团、工青妇等类政治性、半政治性团体来代行呢？看来没有什么希望。首先，党、团组织不具普遍性，它们不是群众性团体，它们强调某种严格的加入资格，对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上是排斥性的。而现有的工会、妇联、青联等是政治附属品，没有自治性，因此办得毫无生气、名存实亡，既缺乏吸引力，又无实际作用。需要构造的社会中间组织及职业团体，则必须具备普遍、自愿、自治、兴趣、实效等性质，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最紧迫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第一，纠正不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极端利他主义传统势力的影响，提倡个性化；第二，彻底埋葬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哲学。当马克思讲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时，那是有上下文垫底的，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阻碍了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旧制度的统治者又不肯实行变革时，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历史作用。阶级斗争这种伤人的凶器，只有在上述的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在统治阶级拒绝变革，在被统治阶级身受的剥削压迫已达忍无可忍程度，在别无其他选择时——只有在这样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才可能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否则，轻率、随意地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可怕的武器，不是出于判断错误（自己吓自己、反应过度），就是出于维护某些人私利的目的——打着“为了多数人”的漂亮旗号，行维护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之实。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灾难性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阶级斗争不除，国无宁日！
权力－思想－生活方式的大一统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社会政治理论必然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强迫性思想改造。这是丑恶的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遗留，没有丝毫现代气息。现代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是强有力地保障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选择，不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绝不能允许强制性信仰及迫害异端这种中世纪黑暗现象的任何遗存。没有这点起码的保障，一切主义、理想、美好社会等等漂亮理论统统是假话、大话、空话，不但一钱不值，而且极端丑恶，极端有害。是真、善、美就不需要强制人们去信仰；是非善恶的判断只能在公民、在个人。国家、社会、政府可以宣传、教育、引导，但绝对无权在法律范围之外实行强制。强迫性思想改造，是造成中国社会紧张、分裂、不和、动荡不宁及无数家庭及个人悲剧的重要根源。这在我母亲的案例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两个造成社会病态的次要原因值得说一说，一是双职工制度，一是事业至上主义。
凡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做了许多“打肿脸充胖子”式的蠢事。大概是出于“对着干”的逆反式心理吧，斯大林模式是按照“敌人有的我们一定不能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有”的思想逻辑构造起来的。这些幼稚的发明家们不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什么好东西是可以不费代价就拿到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白痴们的愿望。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特定的社会弊病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你尽可以重新构造另一种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来消除这些弊端，但千万不能忘记，你同时很可能是在制造另一些更严重的社会弊端。在求普遍温饱尚不可得时，社会主义国家却大搞社会福利、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就业及物价稳定，这样一些连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享受不起的社会奢侈品。保障妇女的普遍就业，就是这一系列“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廉价伪劣品（假解放、假福利、假幸福、假平等……）之一。说是“妇女解放”，实则不折不扣是“双重奴役”，即夫妇双方2×2＝4倍的疲于奔命。当今中国双职工生活之负担沉重、了无生趣，恐怕世上少有。夫妇双方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还要加上每天上下班路途的将近两小时，这就是每天十小时，每周六十小时工作日。社会服务设施又极其落后，回家还要做超量的家务劳动、还要照料子女……这难道是“解放”？不叫作“双重奴役”，还能叫作什么？如果中国是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也还罢了，偏偏又是人口负担极其沉重，劳动力极其剩余！谁能解释一下，中国的双职工劳动就业制度有半点优越性没有？一部分中国人怎会不去用自杀以求逃脱这种“解放”！
只要拿出点才智和魄力来，解决的办法并不那么难以构想。例如，可以设想让双职工家庭在两种方案中任选其一：方案（一）维持原状；方案（二）夫妇一人回家（由双方自由协商决定），就业的一方工资不动，回家的一方领半薪或原工资的六成、七成……，同时制订法律，规定就业的一方必须将工资的一成或两成转移给回家的一方作为回家一方的收入。如果一方回家造成工作的一方劳动强度增加，则对双方分别按劳动强度的增减相应增减其各别收入。方案（二）看上去使夫妇双方的总收下降约10－25％，但他们享受的福利总量（休息、闲暇、假日活动、教养子女等等都是重要的福利量）增加至少二－三倍，同时夫妇双方的各自收入仍然保持平等，不发生一方依赖另一方的问题。类似的解决方案可以设计出许多种，哪一种恐怕都强似“双重奴役制”。
双职工劳动就业制度实际上隐含着“事业至上”的价值观，即社会工作高尚、重要，家庭生活卑下、次要。这恰如其它种种目的－手段颠倒的事例一样，是把手段（工作）当作目的，把目的（生活）当作手段。人活着不是为了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而是为了工作——那些为“社会主义”、为“国家”、为“党”、为“人民”、为……的工作；而家庭生活反倒成了保证更好地工作的工具、手段。在上述我母亲的案例中，导致她走上自杀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独，其中包括与家人、亲友的隔膜、疏远，而这又是她的“事业至上主义”一手造成的。前两年读到一本美国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玛丽·凯谈管理的书，其中说到她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她的“上帝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的人生原则，使我大为震动。人类要想生活得幸福些，看来有必要把“事业”与“家庭”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效率第一，过度竞争，出人头地等等社会准则有进行彻底反思的必要。这无疑是异化，即把目的和手段恰好搞颠倒了。］
母亲已经去世十一年了。十一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当年任何人的大胆想像。中国人开始能够象人一样地生活了。尽管旧日的恶梦有时还会缠绕住人们，但毕竟，世界是巨变了，永远不可能倒退回去了。多么可惜，这一切，母亲都没能见到。象做往常的其它事情一样，母亲这回也是太性急了。她如果耐心等一等，她的被严重摧残和扭曲的心灵会复原，她会重新热爱起生活来的，因为在她的天性里本来就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母亲去世后，我不断地做梦，主题永远是一个：我及时发现了她要做的事，把她救了下来。这梦不断地做了数年之久。由此，我知道了为什么说“梦是愿望的达成”，知道了她的死给我内心留下的创痛是多么深。这是一道终生流血的伤口。
母亲远不是完人——远远不是，但我还是铭心刻骨地爱她——就象我深情挚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那样，尽管我深深厌恶中国人的肮脏、粗野、愚昧和丑陋，但我还是不能遏止这种无可理喻的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本质：矛盾的，被撕裂着的，悲剧性的。
我爱母亲，不仅仅因为她生我养我，教我做人——教我做一个正直、诚实、不自私、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而且因为她对我寄予了那样的厚望，她是那样确信我必将大有作为。因此，我不敢稍有懈怠。促使我永不满足地力求超出平庸、追求卓越的无尽动力，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母亲的期望。
我的母亲原名杨菊淑，后改名杨静，一九一七年一月生于湖南益阳。
——完。1989.12.21.15:55.
后记：
本文写于“八九”后被关押期间，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8月号，有删节；后被多家刊物转载，有的未经授权。此处全文为首次发表。
好几位朋友（包括刘晓波）提出异议，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太过理性，让读者该流泪时却流不出来，真难受！我说，这就对了，正中我下怀，这是我有意为之。我憎恶那种无节制的煽情、滥情。我一向以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古代希腊人的美学标准才是审美的最高境界。本文的标题和结尾更是刻意用了冷冷的、客观中性的调子，正是为了反煽情之道而行之。而实情却是，写完本文之后，我几乎病倒，并且以后再也不想重读这篇文章。
倒是胡平深知我心。在他的《论人的驯化、逃避与反叛》一文中，他写道：
“文革”后记录痛苦与灾难的作品已经出了很多很多。但真正深刻有力者却少而又少。我们不缺少素材，也未必缺少技巧，甚至不缺少勇气，但实在缺少眼光。
周舵此文的特点是，它不仅描述了一个感人的悲剧，而且还力图用一种深刻的眼光，给这个悲剧作出分析和阐释。文笔是克制的，但唯此更使读者感到沉重；分析是深刻的，但唯此更加令人深思。
其实，胡平实在是过誉了。文章是在监禁中写的，不得不格外有所保留，所以缺点很明显。由于是历史记录，未加改动。
小时看苏联战争电影（那时根本就没有西方影片可看），对于苏联军人在战友牺牲时的冷漠很不习惯，因为我们看惯了中国电影里面的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老天保佑，现在这些可怜虫的玩艺儿总算是越来越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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