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十七大观察
陈奎德 |
描绘中共十七大，我愿用三个关键词：王储、选帝侯、黑厅政治。
不确定的王储
中共的政治传统之一，是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唯一性和明确性：老王钦定王储，王可立之，亦可废之，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喙。
毛立刘，后废之；立林，再废之；临终仓促立华，则后王速黜之。
邓立胡，废之；立赵，再废之；继而干脆一石二鸟，同时钦定王储江及王储之王储胡，凸显其回光返照之老王威风。
然至十七大，老王已死。皇权萎缩，其威不足以加四海，点石成金强势钦定单一王储，已难孚众望，必须求助诸“选帝侯”认可了。如此，最高权力传承方式的变革，势在必然。
王储人选遂成为中原之鹿。
习近平、李克强这一对在十七大突兀诞生的双头王储，最终谁能修成正果，尚在未定之天。这就浮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高层权力结构：王储二元化。
于是，出现了王储的不确定性与竞争性，也诞生了某种历史的契机。
虽然，这一契机脆弱和微妙，稍有不慎，倘若权力结构中的两派乃至三派的有限平衡，向某一派极度倾斜，则立即板荡回潮，重回老王钦定单一王储的老路。
不确定性与竞争性是逼迫政客改善形象、邀结民心、积累政绩、服务公众的驱动杠杆，也是解开政治死结的可能契机。这一结构是一种削弱皇权的结构，是一种弱型制衡结构。有鉴于此，人们没有理由对之忧心忡忡。
“选帝侯”格局
目前的中南海高层权力结构，不由使笔者想起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历史上曾有过所谓“选帝侯制度”。它指某些被称为“选帝侯”（Kurfürst，复数Kurfürsten）的诸侯们，有权选举皇帝（主要指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该制度恰是皇权萎缩之后产生的政治格局。
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为使其子作为王储最后继位获得认可，1356年在纽伦堡制订了著名的宪章“金玺诏书”，正式确立大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诏书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他们分别是三个教会选帝侯：美因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普法尔茨伯爵（或称巴拉提那伯爵、莱茵行宫伯爵），波希米亚国王。七位选帝侯选举出来的人称“德意志国王”，只有经过进军罗马，并由教皇加冕后的“德意志国王”，才能获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嗣后，选帝侯的各诸侯名称及人数，因应于欧洲的政治、领土等变动，经历了一些变迁，但其制度的基本格局则无大变化。直至1806年拿破仑勒令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一选帝侯制度才丧失其实质意义，演变成一种荣誉爵位形式了。
我们不难注意到，十七大后的中共高层，已经形成一种类似“选帝侯”的格局：鉴于最高王权衰微，无人能单独钦点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不得不诉诸最高诸侯群体（政治局常委 及相当于该地位的元老），诸侯之间反复磋商妥协，派别之间，讨价还价，艰难磨合，才能遴选出大家均可接受的王储，乃至国王。目前的中共最高层——政治局九常委，由于双头王储的不确定性，他们对于未来的王者，更加相似于一个“选帝侯团”。基本上，团外之人是无权置喙的。如果剔除两位准王储，正是七位“选帝侯”。胡锦涛虽然贵为王者，位高一筹，但其威仍不足以笼罩全局，毕竟，每位“选帝侯”都是有投票权的。
虽然相似，但中共的“选帝侯”们，其权力的根基及其威望都远不及德国历史上的选帝侯。因为后者或挟其崇高的宗教地位，或挟其尊崇的贵族身份以及由传统、领地等加诸的光圈，其道德威信和社会地位都相当高，故而他们遴选出的皇帝，认受性较强，因此该制度能够在历史上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反观中共的“选帝侯”，不仅道德威信不足，权力根基浅薄，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之世，是王权衰微，“人民主权”天经地义的时代。当此之世，由几位“ 选帝侯”在密室里选出最高领袖，总是摆脱不了“合法性焦虑”的。有鉴于此，中共上层的这一“选帝侯”格局，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当然，作为最高权威递减之后演变出的一种过渡性格局，它可以缓解其内部因强人缺位导致的权力斗争，松弛其间的张力，可能承担某种阶段性政治功能。但是，却无法保证其权力传承的长治久安。
这是中共十七大后出现“选帝侯”的基本态势。其格局是颇为狭窄的，仍属“黑箱政治”的范畴。
从“黑箱政治”到“黑厅政治”
——从“选帝侯”到“选选帝侯”
然而，有一则动向似乎提示了“选帝侯”范围扩展的趋势。它意味着在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两个层次的“选帝侯”制度尝试。
笔者注意到了《人民日报》披露，十七大前，中共曾经有试验，由四百中共高干投票选政治局。基本内容，就是中共设立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准推荐名单。整个过程分为五步曲：
一、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四百人的选举会投票，产生一张“可新提名为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推荐名单”，或称为“准推荐名单”；
二、现届政治局常委参考推荐名单，以及党组织对可能人选的考察、各人廉洁程度、班子结构需要等，拟定新一届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机构的“人选建议名单”；
三、十月八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这份名单；
四、十月二十一日，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五、十月二十二日，一中全会按“人选建议名单”，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我把这一步称之为：选“选帝侯”制度，称这四百人为“选选帝侯”，或“选帝侯的选帝侯”。
它的目标是，在四百人范围内，选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即，选出“选帝侯”团。很显然，这四百人是“选帝侯的选帝侯”。他们虽然无权直接选“皇帝”，但是可以选“选皇帝的人”，即，可以选“选帝侯”；也即，可以间接选皇帝。显然，这是在更大范围内的选帝侯制度试验。
然而很遗憾，该“选选帝侯”仅仅是高度保密、被高度操纵的一次试验。试验结果，也仅仅是“推荐”给胡锦涛们“参考参考”，并无法定意义。也就是说，它并未进入真正的政治过程。
正如笔者与陈子明先生在最近一次对谈中指出的，倘若北京当局敢于公开地、正式地把上述“选选帝侯”付诸政治过程，把试验变成正式实践，则中国政治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云云，就不再纯粹是挂在口头上的喋喋不休的呓语了。因为公开化，就意味着透明的游戏规则出现；因为范围扩大，也就意味着合法性基地的扩大。倘如此，人们是有理由对中国政治前景抱持某种谨慎的乐观期待的。
然而封闭性、神秘性，作为中共政治运作的基本特点，在上述试验中一仍其旧。这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即使如此，鉴于“选选帝侯”达四百之众，其规模比较“选帝侯”大为扩张。因此，即便仍然黑暗、闭锁，倘若“选帝侯”制仍难逃“黑箱政治”之讥的话，则“选选帝侯”制就可命名为“黑厅政治”了。
虽然同被黑幕笼罩，但是，其中空间大小仍是非常重要的。对强力控制者言，他可以制造“黑箱”，他可以制造“黑厅”，甚至，他警力无边，还可以制造“黑街”……,但是，他能够把上万人、上十万、百万人参与的政治运作滴水不漏地封锁消息吗？他是上帝，竟能在制造出“黑省政治”“黑国政治”吗？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在广袤空间衮衮人群的政治运作里，类似黑箱式的超大规模“制黑”，是任何人也力不能及的了。
显然，对政治运作而言，规模、范围之大小是极其重要的。
近来人们常谈论中国已进入寡头政治时代。其实，寡头政治已存在中国多年。而史家也常常注意到寡头政治转变为变革工具的可能性。事实上，当9个寡头，变为400个寡头，再扩展到更多“寡头”时；当中国政治，从九人的“黑箱政治”，走到四百人的“黑厅政治”，在走向几千人的“黑街政治”时……，当上述“选帝侯”制度试验的范围与人数不断拓宽，当千千万万人都获得了类似“选帝侯”同等的权利，而“政治寡头”已经泛化到“寻常百姓”头上时，“寡头政治”也就名存实亡了。
那就是那个日子——大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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