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包遵信（左一）与刘宾雁、王若水等相聚

赵诚


明天将在北京东郊一个殡仪馆，在瑟瑟寒风中，在朋友和亲人送别中，包遵信先生将化做一缕青烟和一堆骨灰。他走了，走得凄凉，贫病交加……，他走了，走得有尊严，他无怨无悔。他在文化上给了一个民族很多，而这个民族给这位文化之子的太少。

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启蒙一代人的一大套文化丛书，他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说教，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接受的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因执于自己的信念和良知，包先生卷入十八年前的那场风暴。在那个中国前途攸关的历史十字路口，他是知识界较早挺身而出站出来支持学生的几个中国知名文化人之一。为此遭当道者忌恨，入狱五载。

包先生是懂历史的。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史家笔法写了《未完成的涅槃》，没有渲染地记述了他在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所为所见。中国人是讲历史的，在历史里，无论谁都无法逃避道德的审判！近代以来，没有一个大人物是不惧怕历史的，据単少杰先生考证，就是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对身后的历史评价也是很敬畏的。

我对包先生早已景仰，80年代曾在北戴河听过先生做讲座。大概是七年前的一个冬天晓波给我引见了包先生。那是晓波二次出狱不久，我去他家看他，他和刘霞共同打电话请了包先生与我共进晚餐。当时包先生头戴礼帽，穿着呢子外套，他告诉我已六十二岁，但能抽烟，善饮酒，谈笑风生。席间与包先生相谈甚欢。一看他就是性情中人。先生对我们的文化是清楚的，所以他不盲目乐观，但不放弃希望。记得他席间他曾说，他几天前对监管他的有关部门的人说，“我虽不信ＸＸ功，但你们这样迫害这些人，这完全是错误的。”自己已是没有生计，依然有着天下关怀，真正的国士。那天我们散席后，我和他一起打车走，先把先生送回了家。一别几年不见，前几年，忽得韩三洲先生来信，说包先生脑溢血病危。我给朋友打电话询问，说是昏迷正在抢救。后来先生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又走了回来，2004年包先生去我一个朋友家里，那位朋友叫我也过去，我因正在郊外办事，无法赶去，颇为遗憾。但听说包先生要去东郊游玩，先生居然又能跑能动。让我高兴不已。

前年，有一朋友到京，请了很多友人吃饭，很高兴我又碰上了包先生，但先生的衣服已不象前些年鲜亮，脸上而更多了些岁月的风霜。我劝他不要饮酒，但他还是饮了几杯好酒“刘伶醉”，兴致上来还抽了一支烟。当时能听得出先生的气管嘶嘶作响。

我听说，先生晚年更多的是与89年后新结识的一些年轻朋友交往，过去很多熟人对他很冷漠。在这种只能讲经商、不能谈政治，把文化当作商业炒作的时代，也只有盛行的好处文化，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对此真是一点就通，可能与秦汉之后的中国人也一脉相承吧。从司马迁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已经不会对失败的英雄表示敬意了。对于包先生，我是很愧疚的，对这个在文化上曾给了我滋养的人，关心太少。

包先生出狱时，已年近六旬。他是一介书生，一个文化人，但这十八年来，他不能以文化业为生，他又不会干别的行业。他的生活一直是窘困的，生病以后更是雪上加霜。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对待一个在文化上对民族有着重要贡献的人，难道不是悲哀、罪过？不是知识人的耻辱？

走笔至此，想起海峡那面专骂蒋家父子的李敖，老蒋把他关进牢里，但他在里面把《千秋评论》的杂志办的火热，曾经每月出一期，卖得火爆。李敖出狱后，小蒋曾请他进台大供职，为李敖所拒。同源一个文化，相近的一种体制，可那面当权者的器局和文化人的风骨真是另一番景象。一个社会要尊重文化，不是空喊的口号就能济事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国士一去兮不复还！先生远行了，遥祝先生走好！


2007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