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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青年人回答。
接着，他们告诉我，一篓一百斤，从山下背到山顶，两元钱。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一样的回答。
“姐姐！”我心情慌乱地叫过陪我上山的大姐，轻声问她，我可不可以给这几个青年一点钱。
“他们也太可怜了！”我说。
“不要！”大姐突然生气了，一把拽过我，拉着我就往另一边走去。
“你不要这样不知深浅！”远远站在佛像背后了，大姐小声警告我。“这都是些非常穷的人。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有钱，说不定会上来把我们全杀了！”
看看那正渐渐西沉的太阳，我的脸变得煞白，没再言声。
在酒席上
第二天，在一桌丰盛无比的宴请桌上，我心怀愧疚地提到山上遇见的那几个背石头的青年，语气中难免流露出一丝不平：
“两块人民币！他们怎么维生啊！”
话音刚落，一桌人登时面露窘色，像一圈遭了霜打了的庄稼，蔫哑无声、集体沉默。
我也很尴尬，觉得自己有意无意破坏了大家的好心境。
正这时候，一位朋友站了起来，手中端着一杯斟得满满的红葡萄酒，在桌上晃了一圈，大声说道：“咳，不提了，不提那些！咱现在就只管吃喝玩乐！吃到哪里是哪里！喝到哪天是哪天！到时候，眼睛一闭，两腿一伸，管他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吹倒了东风！人打死了马，或是马打死了牛！对不对，诸位？来！干杯！”
这号令一出，那些原先一直垂头丧气，沉默不语的“庄稼”们，顿时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一个个变得欣欣向荣，满脸喜色，眼睛重又放射出光采，笑着叫嚷道：
“对！干杯，干杯！”
场面过于惨不忍睹的时候，我会把眼睛转向玻璃窗外一座座时髦、崭新的大楼，楼下灰尘扑扑的街心花园。那儿，一辆辆小汽车疾驰而过，一个又黑又瘦、衣衫不整的老年妇女正在路边左右观望。
中国，我亲爱的祖国，如今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摇曳、闪烁着千万盏杯光酒影的黑洞；一个脚下踩着满地鲜血却浑然不觉，视而不见，只昏天黑地纵情享乐、不顾明天的忘忧国；一个把痛苦、悲伤、失望、眼泪都死死扼住，笑容满面、放声高歌的极乐园。八十年代我出国前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对知识、正义、良知、理性的敬仰，都在这无边无际的杯盘狼藉下沉默、消失了。
二姐的畫作
也还有例外。
一个匆忙、燠热的夜晚，我来到二姐的家。二姐是个画家，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头蓬乱不整的头发，一双明亮、漆黑的大眼睛，目光桀骜不驯、咄咄逼人。她抱出一大卷最近的新作让我看。我们一边品着茶，一边将画一张张铺在地上。那是些大张幅水墨无头人体，笔墨淋漓酣畅、充满激情。我惊喜地看着，告诉二姐我喜欢这些作品。
“是吧？”她向我扫了一眼，眸子中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光。
“我就是要表现一种悲愤，”二姐说；突然眼圈红了，神色蓦地变得森冷而庄严：“我要把我心中的不甘受压迫，不甘受蹂躏、受践踏画出来！我们，……你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也活得太不像人了！”
这几乎是回国后唯一听到的另一种声音。
放下画，我们坐下聊天。我向二姐讲了讲海外的生活。二姐羡慕地听着，不时发出一声惊异的赞叹。待我停下了，二姐沉默着，半晌，轻轻地，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道：“可我们呢？我们被逼得必须变成一头猪。政府就是要我们像猪一样地活着！你不想变都还不行！我们怎么……..，我这一辈子！……..”
她猛地泣不成声。
我突然意识到，我非常幸运。
多年的流亡生活使我犹如被冰封住一般，完整地保持住了青年时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理想。我没有经历过“六四”后那一场场把人心折磨得痛苦绝望的检查过关，没有体验过夜深人静时警车在楼下飞驰而过的恐惧，没有亲眼目睹希望怎样在当局的坦克下被碾得粉碎，同时，没有在政府的指挥棒下，突然对金钱产生无比的兴趣，将家中所有存款拿去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一起投入其中。我既没有在洗劫人心的全民的尔虞我诈中变得世故，也没有在种种失败打击后无奈地慢慢熄火。换言之，我没有经过那一整套被搓洗、漂白、染色、浆直、裁剪的制作过程，没有像站在一条激淌而过的溪水旁，只能听任流水将自己的身影拉扯得狭长变形，弯弯扭扭。不，在我心中，善战胜恶，光明取代黑暗，生活应当美好而严肃，依然像一道黄金定律那样不容置疑、坚不可摧。
一位与我非常接近的朋友看出了这一点。有一次，她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对我说：“你倒是好啊，还保持着一份我们上学时候的热情和理想。”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
“太奢侈啦！”朋友应声回答说。“这是在中国！现在，你不挣钱发财、捞他个一官半职，你就是大傻瓜！你就什么社会地位都没有，什么也得不到，就只能任人欺负、踩踏！”
朋友一面这样愤世嫉俗地说着，一面又看看我，眼睛中倏地闪现过一缕难以形容的狡黠。她把头凑近我，在我耳畔悄声说：“你瞧瞧，你光拿自己的例子瞧瞧，没有钱，没有特权，你这趟旅行能过得这么舒服吗？啊？是不是呵？！”
说完话，她仰头哈哈大笑了。
我极其难堪。除了朋友那一阵纵声大笑中带着某种令我厌恶的中年女人的无所顾忌，她的话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合谋共犯的疑虑。我骤然感到十分压抑，甚至觉得莫名地受到侮辱，但又不便对她说什么，只好吸一口气，把眼睛望向了别处。
三个星期过去，我又回到了嘈杂、喧闹的纽约家中。我的手也立即打开清洁剂，戴上手套，用力地刷洗起了马桶、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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