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