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康


● 欧盟的成立，把欧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国的崛起，却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这二者的分道扬镳，让我看到令人担心的“黄祸”确是发生了。


　 　早前，我埋首整理我在过去近十年的评论文章，编成《来生不做中国人》和《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两本文集，分别由台湾的允晨出版社和玉山社出版。在北欧的天涯海 角，夜阑人静，我展读一篇一篇绝大部份曾刊登在《开放》的旧文，回望多年来的心路，我看到一个中国的逆子，朝着荒野宣讲一些简单而真确得令人怀疑的道理， 反反复覆，新瓶旧酒。我要把一些虽然写得很好却已因时局变化而变得过时的文章割爱，也把一些事后看来错得贻笑大方的评论抽掉。令我安慰的是，大部份的文章 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许多我指出的问题，一百年前在中国就是这样，而按照我对中国的认识，一千年前的中国相信也是这样，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过时的。中 国的精神文明气质始终没有大变，所以我们今天读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觉其过时。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教授在为我的《来生不做中国人》所写的序言里说：“目前中国已进入‘大国崛起’阶段，国势日盛，“国民性批判”似乎变 得不合时宜。正因如此，钟祖康这部《来生不做中国人》更显其难能可贵，它并不分享中国崛起的欢欣症，却针对中国人难移之本性。”并说，这是“大国崛起声中 的鸦噪”。的确，我并没有像无数中国人那样，感染中国崛起的欢欣症。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极不健全，极不公义，也极不环保，这是对求真求善尚有一丝执着的人 所不难体会。而且中国这样行恶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当中许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而要走邪学歪。中国统治者从过去到今天都没有为后代走出一条脚踏实 地的正路来。

为求富贵无所不为

　 　中国目前的文化，是彻头彻尾的“为求富贵无所不为”（ get-rich-at-any-cost ）的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这样就会好起来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国这样是走邪门，最终并不能提升中国人的精神文明水平，甚至连物质生活水平也只能在一小 撮“人民”里面有实质提升，就如历史学家李弘祺教授说的：“像这样的（中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为原则，也不 以之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维护统治机关 ...... 让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为止，然后朝代循环，一切从新开始 ...... ”

　 　一个民族里面若有小部份人不脚踏实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个民族，或当中大部份人都不脚踏实地，不拿出诚意和一点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来正视人生，而只一味 以强凌弱收拾弱者，或虚应故事，或万般狡辩，则这样的民族，从常理推之，从人类历史观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所有的璀灿和繁华，都是一将功成，都是过眼云 烟，并不值得希罕。

　　而我现在发出的鸦噪，不少有识之士也早已发过，如我以前提 过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在其用中文写的《自西徂东》就说：“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 ...... 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 ...... 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树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 ...... 洋人用中文写书，多艰难啊！但还是要拚一口气把绝大部份中国人都有理解困难的显浅道理吐出来，这种良心，令我非常感动。但傲慢的中国人却把这些逆耳忠言当 作耳边风。

　　正如中国著名学者李慎之说，“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 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 ...... 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 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 Rule by Law 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 ”不但“民主”、“法治”、“解放”、“政党”、“选举”等等在中国全走了样，共产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 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听起来似是危言耸听，但深谙中国者就会明白。这也是因为“学问失其要”。

中国政府借联合国掩护国企

　　在花之安向中国人当头棒喝“学问失其要”的一百二十年后，中国在五劳七伤、沉奇久病不医、百毒俱全的条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来了。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德性呢？

　　欧洲投资银行总裁梅斯达德（ Philippe Maystadt ）早前就说“中国的银行具竞争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不用考虑社会或人权状况。”他说忧虑欧洲投资银行在亚洲和非洲等落后地方都不是中国银行的对手。

　 　今年年初联合国要通过决议，敦促缅甸释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国却为了让中国国企成功争夺到缅甸的天然气、原油开采等多国觊觎的肥肉，而利用其在联 合国安理会永久理事国的议席否决决议，理由竟然是，缅甸的局势“并不危及国际和平”。这把中国人“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峰。这就是八 荣八耻的道德新貌。

　　在苏丹，中国也一样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权跟苏丹的中 国国企里应外合。当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压力下撤离了，却只有中国可以完全不理国际压力，不但雷打不动，还不声不响的把西方能源公司撤离时要 脱手的生意统统接过来，实践江泽民提倡的“闷声发大财”。

　　曾驻尼日利亚和南非 的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 Princeton Lyman ）早已把中国人这一切的小权谋看在眼里，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国对非洲最具吸引力之处是能够提供免遭国际制裁的政治保护，而对于非洲国家的投资和 援助不设诸如政府管理、财政监督等政治条件。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国家公司所不能比的 ...... 中国向苏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协议”，包括资金、技术援助，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中所具有的影响。”

　 　所以，严格而言，把中国国企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万亿美元、全球规模最大的黑钱清洗活动。而事实上，世界上也确实有些公司因为被指清洗黑钱而被一些国 家的证券交易所拒绝上市申请。但由于中国国势日盛，而且中国人有仇必报，和在道德上毫无制约并愿意花钱，没有哪国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绝中国国企的上市申请， 而美国众议员 Frank R. Wolf 自二○○一年起就要求纽约交易所把在苏丹大赚黑心钱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没大进展。

每天三百多人死于工业意外

　　也由于中国的竞争力主要建基对人权的践踏，不理劳工（和消费者）的死活，中国目前每天因工业意外死亡的就有三百多人。这是因为，不理会生产安全可以大大减低成本。而劳工伤亡赔偿，在中国是低得可以不理。

　　虽然我基本同意鲁迅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但中国这样借着不顾生产安全以提高竞争力，最终也会连别国不是愚弱的国民由于无法与之竞争而要陪葬。

　 　针对中国每天三百多人死于工业意外的惊世纪录，中国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就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不仅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安全生产 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同时还具有特殊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只要我们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 ...... 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缩短西方国家普遍经历的安全周期。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 ...... ”。但西方国家在提升劳工权益的历史中，其动力来源主要不是技术提升，而是普遍自由并日趋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为民众奠下了道德伦理底线的宗教自由，这两 样最重要的提升劳工权益的宝器在中国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国，政治虐杀和道德沦丧都是不设下限，没有底线的。德国的共产运动，迫使俾斯麦改善劳工权益，从而 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包括社会保险等等劳工立法的国家。但中国的共产运动则只带来了对共产党的捕杀和最终由流氓治国的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精神文明一 穷二白，中国凭甚么拿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凭甚么说“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 ...... ”？这是怎样定出来的？难怪中国国父孙中山说：“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按理，中国要花上西方十倍时间才对（但我怀疑中国永远也做不到 西方已经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改上总是强调“循序渐进”，但在与政治无关的议题上却要“超英赶美”。

中国落后不是纯技术的问题

　 　中国人以为西方的技术优势只是纯技术的问题，无法想象这与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关，与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伦理道德基础有关。对于洋人对待宗教信仰的严肃 和巨大投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并每予嘲笑。今天，西方国家为甚么会“自找麻烦”，花那么多钱接受并呵护被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迫害的中国人？为甚么加拿大 政府要为赖昌星这个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劳师动众，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导致庞大的贸易损失？为甚么美国、澳洲等洋人国家会花那么多钱为违反中国“一孩政 策”的中国妇女提供政治庇护？为甚么美国国会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国法律的雅虎老板上听证会接收盘问和训话？对于这些，一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只觉得洋人多 管闲事，这是因为，说得难听一点，绝大部份中国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是自命优越 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但绝大部份中国人并不感受得到。

　　中国人觉得，有逾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有上海的高楼和磁浮列车、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奥运金牌大国，甚至还将举办奥运，就是中国人文明的证据。

　　有些用心善良的人为中国辩护说，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中国人衣食足就会知荣辱，会文明起来的。但请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国大款和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有没有羞耻之心？原来在中国，一旦有羞耻之心，即使不被投进黑牢，也很难“先富起来”。

　 　一般中国人只会觉得，只要扳回纯技术和纯物质的落后形势，中国人就会好起来。所以，许多中国人会对中国先后超越日、美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而自豪，也常 常洋洋自得的说甚么福建ＧＤＰ，或广东ＧＤＰ可望超过台湾，他们并不会理会中国人为制造这些出口产值和ＧＤＰ糟蹋了多少自然资源、付上了多少血肉、生命、 尊严和自由。

　　同理，绝大部份中国人（包括海内外的中国教授或识字份子）看来也 不觉得中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之匮乏，会怎样摧残中国文学作品的质量。他们会觉得，中国即使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不会影响中 国人的文学创作表现，因此他们大都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专门跟中国作对，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写给奴才看的奴才习作。中国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国在 雅典奥运也能以三十二金仅次于美国的三十五金，为甚么诺贝尔奖的成绩这样寒酸？

　　欧盟的成立，把欧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国的崛起，却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分别。我一直担心的“黄祸”确是发生了。

（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