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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运动中，党支部领导在商议是否批准我去读研究生，LGY就向领导献计，对我大肆攻击，说：“CBG有反动思想，要设法把他勾引出来，绝不能让他去读研究生。”党支部言听计从，一场阴谋暗算开始了。先是让二位支委找我谈话，表面上表扬鼓励我，然后严正地要求我在五反运动中主动洗手洗澡，清理思想，把一切想法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交代清楚，争取同志们帮助，好轻装上阵，成为国家真正有用之才。我是一个非常单纯幼稚的书呆子式人物，当时还感激涕零，决心不折不扣按组织要求去做。他们还布置和我同宿舍的刘老师偷看我的日记，查找一下有多少反动思想隐藏在心里，我根本毫不提防。在五反运动学习小组会上，我就红与专、三面红旗、中苏论战、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虚心求教。这些问题，今天看来不过是普通常识，早成共识，根本不算什么问题，谁知会后他们把我的交心发言整理成一份单行材料，只摘交代问题中掐头去尾的个别词句，抹去自我批评的话，又加上“否定三面红旗”、“反对批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类的标题，上报自治区党委。这样，我就成了宁夏大学五反运动中挖出来的有反动思想的教师代表，研究生的资格当然被取消了。五反运动后，对我下的结论是：（按小组鉴定的结论）“该同志对党的三面红旗及国内外阶级斗争问题曾有过严重错误认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能自觉检查问题，对问题有所认识，但仍有反复。同组织关系不够密切，主动依靠组织帮助不够。工作上有一定业务能力，也有钻劲，教学效果较好，能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希今后进一步加强阶级立场改造，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又红又专。”本稿比较客观一点，估计是Z君所写。后来支部重新研究，又写成第二稿：“对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有严重的错误认识，立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未得到改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分析帮助后，仍未彻底解决问题，与组织关系是疏远的，有距离，不能主动积极接受组织帮助。群众关系一般，工作一般。总之，政治上落后，并有一定反动思想。”这一稿就是上报区党委和寄往中科院的定稿，由政史系支部的三位先生定稿。
五反运动后，我的处境就一落千丈，岌岌乎可危了。每次运动政治排队当然属于四类，四类就是运动中的批判对象。还内定为“右派”，成为内控专政对象，连假日外出都有人监控汇报。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档案渐渐公开之后才知道的。
1963年8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上讲台了，降为总务部门工勤人员使用，有时跟着工人去贺兰山采集花木布置校园，有时下放食堂帮助挑水洗菜。这样，我只好把读书求学之类完全抛在脑后，忍听忍话做事，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在宁大成为矮人三分的异类。不过我的内心并未丧失自尊，我就不相信人间真的会没有正义、良知，我就不相信一位纯洁无瑕的老实人命运会永远处在悲剧之中。
1963年春，我下放到宁大附中教务处任职员，主要任务是刻钢板、排课表、领学生劳动、协助管理图书等。附中教师好多毕业于宁大，应该是我学生一辈，但他们都知道我是问题中人物，也视我为异类，日子很难过。不久，文革风暴来了，我的遭遇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初期，工作组进驻学校，从批“三家村”开始。我被当作牛鬼蛇神抓出来，完全是一件偶然而可笑的事。那时天天开会，歌颂毛主席四个伟大，背老三篇和语录，有一次轮到我发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最高峰，是当代全世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圣经》。”话音未了，一位女将站起来大声驳斥说：“反革命分子CBG在肆无忌惮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比作宗教圣经，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分辩了一句：“恩格斯也曾把资本论比喻为无产阶级的圣经”，却遭到了更大的围攻。我意识到大祸又临头了。果不其然，宁大附中党支部不久即指使若干运动中积极分子到宁大抄录我的五反运动档案材料以及我的交心材料，在全校最醒目的地方张贴公布。题目是：“看，CBG的反动灵魂!”分五个部分：一、攻击党的领导，二、攻击三面红旗，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四、攻击马列主义，五、修正主义观点。大字报最后号召：“从以上揭发的这些材料看，CBG是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党、对人民有刻骨仇恨。长期以来，一贯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攻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站在反动立场上对革命事业无所不攻击，散布了大量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革命的师生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揪住不放，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具名者共八人。时间为：1966年6月30日）
这是全校文革初大字报中，分量最重、批判锋芒最强、具名人物最有分量的大字报，一时间，校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集中在我身上，一点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以胡编乱造说我从小崇拜胡风，是个胡风分子，父亲是大地主，国民党统治时任商会会长，有民愤等等。运动最后定性八人为牛鬼蛇神，我当然在内。由这些人组成劳改队接受监督劳动。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全国笼罩在一片赤色恐怖中。银川城里不时传来抄家、挂牌、游斗、自杀之类的消息。我们也被集中看管居住，房门要终日打开，以备红卫兵随时破门而入抄家检查。这时，我很担心我的书信日记，万一抄家发现其中一两句“反动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岂非生命危险？于是提心吊胆地白天打好开水，深夜将书信日记撕碎浸泡在开水中，偷偷倒入厕所。处理了一个星期。幸好未被发觉。躲过了一关，稍稍安定下来。十年日记和几百封信都毁了，其中有不少珍贵物件，四川大学蒙文通先生对我读书笔记的批阅，缪钺先生的题词，贺昌群先生的回信，这些实在太可惜了。然而在那个时候，谁还能顾及这些东西呢？
劳改四个月，在红卫兵棍棒威胁下早出晚归，和泥做土坯，每天每人定量，完不成不能吃饭。劳改队打成牛鬼蛇神的人都是些文质彬彬的老病残兵（二位是原校领导，——书记兼校长和教导主任，两个老右派，两个女教师，还有一位男老师）。我属于比较年轻又能干活的，故充当劳改队长。因为干的活重，体力支出多，两个月下来，大家都面黄肌瘦。干活完不成定额，延迟归来吃晚饭，食堂已关门，把饭放在食堂门口，早已冷却，还会拌上风沙，难以下咽之事也时有发生。一日中午，红卫兵放松看管，我们偷偷去学校对面新市场买了点食品回来，这时，红卫兵突然闯入，我因突受惊吓，昏厥过去。总之，几个月下来，生命已被折磨得快到了尽头。我从未用镜子照见自己形象。后来有好心人告诉我，那时大家担心你会被折磨致死，因为脸色非常难看，黄中带黑，头发蓬乱，像一堆干枯的松毛。不过我从未有过死的想法。已作最坏打算，大不了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索性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生活到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中间去。“彻底唯物主义”也就无所畏惧了。至于痛苦和恐惧，倒反而因麻木而消失了。每天休息下来抽一支烟，成了莫大享受。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也不想了。
好了，文革的遭遇不必再饶舌下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很多，成千上万折磨致死的人，他们的遭遇远比我惨酷百倍。我不过一个小小个案，并不具有典型意义。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又都不会过去。这一场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全民族卷入的狂乱疯迷状态所造成的浩劫和恶业，会永远留在民族的记忆中。今天社会种种现象，也无不打上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记！
不久，红卫兵杀出学校，走向社会，接着是武斗，闹派性，大串联，对我们的监督折磨渐渐放松了。直到67年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名义上给我们平了反，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受歧视的身份是难以改变的，心里的伤痛也永远难以平复。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四人帮粉碎，拨乱反正，才算改变。我又莫名其妙地受到了重用。想起来真是一场噩梦！
我是一个极平凡的读书人，只因为家庭出身、文化承传和五四精神的影响，年轻时已接受了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崇尚自由，追求平等、独立，主张人道宽容、人格尊敬，实际上具有自由小知识分子的本性。以共产党的政治要求看，确是属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所以挨过整，经历许多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留下许多恐惧的回忆，也是必然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这就密切关联着今后我们的路应该怎么走？如果一个社会要把以往的传统价值观完全抛弃，用一种完全违背人性、“崇高”得无以伦比的道德理想标准去限制人，教化人，不允许自由追求和独立思索，这个社会能进入现代文明行列吗？这个民族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有光明前途吗？一想到这些问题，心里依然不寒而栗。
暂时困难时期几千万饿毙的冤魂，文革期间数以百万计屈死的冤魂，他们的呼叫声已被高涨的商品粮潮淹没得无声无息了。许多地下思想家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也已被积压在地层深处，很少人去留意。巴金老人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已被主流社会所排拒。至今，甚嚣尘上的声音依然是“唱响主旋律”、“一个核心”、“建立权威”、“团结在以某某某为中心的周围”之类的口号。遗忘历史，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今天的社会贪污成风，精神贫困，诚信失落，道德滑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难道是一个必然合理的发展现象吗？不怕困难，怕的是遗忘，怕的是不能正视历史的经验教训。笔者出于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写下自己生命中难忘的记忆，算是尽一分卑微绵薄的责任，也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份存照。岂有他哉！
2006年12月31日草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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