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写在1957年12月26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无巧不成书。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是生日；这一天，又恰恰是我五十年前--1957年12月26日，因一篇8800字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犯下不可饶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被开除公职，强行送“劳动教养”的一天。这一天，我从一个自学成材，好端端的第一代人民共和国的工农记者，陡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像。为此，我把这一天称为“撒旦日”，不想偏巧和老人家的生日对上了，有什么办法？非我之错呀！

记得，五十年这一天天上午的九点，我到报社印刷厂劳动，与12名先后划为右派份子的“难兄难弟”们，做完厂区清洁卫生，还未喘过气，人事保卫科傅科员走来向我说：“黄泽荣，阎主任叫你去他办公室，现在就跟我走。”傅是个矮胖子，宽皮大脸，一身是肉，反右前一见着我总是笑嘻嘻客气极了，老当着面夸我：“小黄是我们报社最有才华的笔杆子，写出的文章有劳动人民气息，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出身的子弟。”

“水涨船高”。现在不但没有笑，反一脸恨，好像我把他四世单传的儿子扔进尿缸里似的。不过他没有为难我，不是那种一味挣表现的坏人。我没有犹豫，即忙跟着他向报社编辑部大楼走去，心想：是处分吧？还有四天就元旦了，纵是砍头也让人过完节呀！却忘了“伟人”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难受之时”。

一个多月进报社大门， 编辑部一切依旧，树绿草碧，安静无声，自行车架得一马整齐，楼梯过道干净无尘，只是昔日墙壁上“反右斗争”的大字报换成了“热烈庆祝我社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为办好党报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大标语。在楼梯口碰上不少熟人，别人一见我早杷脸转过去，纵是迎面相撞也不认识似的。过去我不懂得什么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现在才有点明白。进得办公室，党办主任阎凯静静告诉说：“小黄，今天组织上决定对你的问题要作出处理决定，本来处理可以轻一些，主要是你态度不好造成。你太牛，不听党的话，如果你在斗争会上能低头认罪，也不会有现在這个结果。今后只要你能听党的话，好好改造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可以回到报社来工作……”

他在说，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处分？开除回家或是回到茶厂？看样子，反正不是逮捕。听党话，改造思想，仍然回到报社，是下放农村？……

“给你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说出处分的结果，大概担心我接受不了，又把劳教的前景讲了一番：“劳动教养有工资，被教养的人享有公民权，还有通讯自由，属于最高行政处分，给你留有后路。”他说到這里，突然转头问我：“小黄，你对组织上的处分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案板上的肉，想怎么砍就怎么砍，能怎样？何况当时人们对劳教闹不明白，以为像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教育的诗篇》所写的一样：大意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毌的孤儿，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政府把他们收容集中起来，送到特有的工厂、农庄去劳动，对他们实行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的“劳动教养”政策，使他们很快成为自食其力，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人材。在劳动教养场所里，工作人员对教养的孩子从不打不骂，生活上关怀备至亲如父母。劳动教养场所里有电灯、电话、食堂、图书馆、宿舍、澡堂，周末还有文娱演出……谁知去了才知道，中国的“劳动教养”比监狱还监狱，比地牢还地牢，“劳教”就等于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早知道劳教是這么霸道，没有一个人去就范。天真是五十年热血代青年的特色，忠于共产党是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最的悲剧。

经过他一番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居然对自己的处分还十分满意，认为只是暂时离开机关一年半戴，劳动锻炼一个时候便会回到报社重新拿起笔来写文章，从未想到毛泽东要把“右派分子”整一辈子。大会宣布完后，吃毕午饭，除人事保卫科老傅外，另增加了一个给开车的司机，护送我回家取行礼。这个司机是部队转业军人，任务是开车，我一次去外地采访坐过他的车子，服务十分殷勤，自始至终一付笑脸，生怕得罪我而丢了饭碗。现在“革命立场”陡然坚定，自我划为右派那天起，不论在何处见着，都鼓着双牛眼晴，恨不砍我三刀，方解胸中之恨。现在奉命送我去劳教场所，更显得认真负责，步步紧跟，惟恐我跑了似的。回到家，妻己在屋里等候，想毕组织上早告知了她，眼晴红红地，抱着还有七天才满一岁的女儿。女儿不知爸爸即将走入地狱，仍然欢欢蹦蹦，吐词不清地叫着“爸爸抱，爸爸抱。”

我从妻子手中接过孩子，凄然一笑，黙黙长吻。生离死别乃人世间最大的悲苦，何况年少夫妻外加幼女咿呀，更频添离愁千层，别绪万端。女人谁不为自已丈夫担忧，而此时我安慰她的最好办法就是紧紧一抱，热热一吻，我欲掩上房门，那押送的司机却双手叉腰地站在门边一动不动，还恶狠狠地说一句：“关门干啥？”我也不客气地回一句：“干啥？两个月没在一起了，想吻吻她。”妻白我一眼，显得很不好意思，忙用话岔开说：“你要带些什么，？我给你收拾。”我瞪了这个混帐一眼，心里骂道：“狗仗人势，欺老子太过份了”只好故意提高嗓门，既是说给妻听也是说给押送的人听：“不是去了就不回来，阎主任说劳教是公民，有选举权，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报社工作。”

这招还灵，不但司机泄了气，妻脸上也绽出了笑花。我把行李捆扎好，再在挎包里装上不少书，然后摸出衣篼里钱粮，解下腕上的手表给妻子，说：“這些东西全留在家里，万一缺钱卖了就是，回来再买。”

妻推回我的手道：“带上吧，你不是说‘劳教’时间不长，一年半载就回吗？怎么会差钱去卖东西呢？”谁能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家很快破碎了。正说着，继母买菜回到家，放下菜篮即生火做饭。我向她说：“婶婶，饭不吃了，你抱上琦儿，我要和俊华说几句话。”继毌知趣地抱走孩子，我再次关上房门上了闩，一把抱住妻不停地狂吻。妻胆怯地望着门外，生怕押送者再次推开房门，一边害羞地说：“什么时候了，还想這个？”我道：“怎么不想，两个月了。你怕什么，他再敢来推门，老子就骂他个狗血淋头。”妻顺从地倒在床上让我抚爱。之后，我打开房门，扛上行李，十分愜意地向着两位押送者说：“走吧，辛苦你们了。”此情此景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母伴征程妻送行，简装负荷步履轻。
无言胜有千万语，微笑却见泪水盈。
最是凄切情深处，怀里娇儿咿呀声。
强忍辛酸扬长去，隔街尤听叫我名。

何谓劳动教养？为了弄清什么是“劳动教养”，我在进入劳教收容站后曾把１９５７年８月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１９５７年８月３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反反复复地读了十多遍和研究了十多遍，才发现这部恶法是专为我们右派而设置的，现将全文引述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１）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２）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３）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４）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二、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

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三、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请批准。

五、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

这部恶法的第一条“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其中二、三、四欵都是对准右派的，它款款兑现，字字落实，可是在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五个条款中，却欵款虚拟字字骗人。不难看出毛泽东从发动反右到对右派的处理，全是一个一个的骗局，也是今日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本原因。既然政府在骗人，国家领导人在骗人，为什么人民群众还要去讲诚信？翻遍中外历史，全世界最不讲诚信的领袖和政党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的人性和人道可言。所以右派劳教的命运比任何国家犯人的命运还悲惨，还凄凉，还暴烈！

這部“恶法”至今还存在，至今还在残害着中国人民。中共各级组织凭着这部恶法，就能把他们视为不顺眼的分子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便能送进监狱与劳改场所，真到了“和高打伞无法（发）无天”的地步。再看，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可是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不论过去和现在。再有，自有文字記载以来，历史上任何政党都不具备直接给处分非党公民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是执政党也不例外。因为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纵是神权合一的宗教，也有宗教的裁判所，哪像共产党赤裸裸地挥刀舞剑吃人不吐骨头？

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是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中共对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处理，完全违宪违法，不但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根本就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他不但强奸了千千万万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强奸了“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可是直到今天，中共也不愿意扔去那条血污的裤子，仍穿在身上耀武扬威，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坚持走镇压人民的老路，还是轻车熟路准备再来表演一次！我们不禁要问：“恶法何时休？民主何时来？”

不信看看劳教收容所是怎样对待被教养人员呢？

就是这一天，撒旦降世的这一天：1957年12月26日下午4点，我被送到成都市天涯石北街劳教收容站。这儿的老名称叫宝光寺（非新都的宝光寺，成都也有宝光寺），是一座破烂的大庙子，有神像没香火，有禅房没和尚，一直寄居着许多没家没室的瞎子、跛子和缺手断腿的殘废人，专门靠卖烧箕、刷把或乞讨为生的人。不知几时成了劳教收容所，可能叫“废物利用”吧？“废物利用”是共产党一大发明，寺庙改监狱或军营，公馆、院落变为机关办公场所。不花钱不费力，一切现在。

一来到收容站门前，就见両个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解放軍站在那里，放哨执勤杀气腾腾，一大群妇女哭哭啼啼地站在那里，踮着脚尖向里面张望，想毕定是被劳教人员的家属在寻找亲人的影子。进得大门穿过一条窄窄的过道，眼前现出一排年乆失修的平房和几间原是庙宇的殿堂，殿堂后面传来一个男子的语无伦次地哭叫声：“毛泽东呀，你解放我啦，快来救我呀，我好惨，老子好惨啊！解放軍你是不是天神，怎么看不见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咋一听，有点毛骨耸然，一定是个疯子，怎么把疯子也抓来劳教了？我心里这样想。略微定神，方发现四处都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有点一头走进杀场的感觉。押送我的两人在一处办好手续后，即将我扔到一间极其简陋的办公室，便悄然离开。我按照往常习惯在一张空椅上坐下，不到五分钟一个身着黄軍装不扎腰皮带，个子矮矮，肤色黝黑的小胖子走了进来。他一脸凶像满身横肉，一只手挿在裤包里，另一只手按着腰杆上翘起的一砣，表明那儿有武器。还未等我反应过来，突听一声吼叫：“谁叫你坐下的？站起来！”

我闻声起立，谦恭卑微地笑望着他，心里在想：“我又没得罪你，怎么這样历害？”

“谁和你笑！”又是一声暴烈的咋呼。他瞪着一双狗熊眼，冷冷的目光直逼我的眼睛，那因吸烟过多而薰得发黄的牙齿里，爆出恶狠狠的话语：“你给我老实点，要不会吃亏的。”他说着从衣兜里取出包劣质的纸烟，抽出一只在指甲壳上弹了弹，划燃火柴吸上，在屋里不经意地走了几大圈，吐着长长的烟雾，一副得意的样子。我方注意到他四个篼的軍干服不但未结风纪扣还有两个纽扣散开，兰色的下装上有两条公安标志的红杠杠，显得刺眼。他两手扠在腰皮带上，屁股上吊着的手枪飘飞着红绫，這打扮、这粗暴、这无礼，近似我当年土改工作队的样子。那时地主不论长我十岁二十岁，也不论其知书识理，只要见到我就得低头。岁月飞逝，历史轮回，应了俗话说的“鬼叮哥（四川话猫头鹰的俗称）吃妈，一报还一报”。我直直站着不敢说话，就像当年阶级敌人站在我面前一样，只没打颤而己。

“站好，两脚拼拢。”他声音小了点，但威严仍在，上下打量我一会儿后才问：“叫什么名字？”

“黄泽荣”我压低嗓门，声音极其柔和。

“还有什么名字？”他两眼直逼要我屈服。

“晓枫”我轻飘飘回荅。

“有名人物。”他肩头一耸模样怪怪，退身坐到办公桌前一张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搖了会儿，从那薰黄的牙缝间发出命令：“把身上东西全摸出放在这里，钱粮、皮带、鞋带、裤带，统统的全给我解下来！”

我心里反感但不敢反抗，乖乖地按指示把他要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荷包里的东西摸完没有？不老实要吃亏的。”他说，把我皮箱来个底朝天的翻查过遍，确定无违禁物后才叫我把一地衣服、书本放回箱中。妻给我缝补衣服的針线、剪刀之类的东西全被搜去。只听得他提高声音训斥说：“这儿是专政机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一切听从指挥，如果違犯后果自负。”

我诺诺点头应着，待他吩咐完后即叫来一个叫大组长的人带我去住的地方。大组长一见愣了，他姓尹，竟是当年茶叶业一家小店的工人，1950年闹工会时是腰鼓队的队员，我已是个先知先觉分子，自然尊敬服从。他装着不认识仅用眼示意，问道：“蔡干事，放在哪个组？”。这位叫蔡干事的恶神想也不想说：“十二组。”

我一手提着没皮带的裤子，一手抓着凌乱不堪的皮箱，狼褙地跟在尹的后面走出办公室。在没人地方他才低低说：“我知道你会来，报上看到斗争你的消息，判了几年管制？”我懵懵地有些不懂地问：“什么管制几年？”他明白了我说话的意思：“你没有判管制？你们单位处理得好轻啊！我埃了三年。”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事劳教，还判了管制？”他轻轻叹口气，口风很紧地说：“一言难尽,以后说吧。”

几天后，我终于闹清楚他被判处管制劳教的原因。1955年成都市茶叶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他调入成都茶厂担任工会主席，老兄不知道茶厂和工人的关系不再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劳资关系，已是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在整风中茶厂工人因加班一事和厂里发生矛盾，提出加班必须付给加班工资不然就罢工。他是工会主席，当然支持工人的正当要求，结果被定为闹事头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三年管制劳教。快到住的地方他好心地提醒我：“晓枫，这儿是专政机关，到处都是眼晴耳朵，要紧闭口慢开言啊，出了事我也保不了你。”

我们来到一间破旧大殿，他推开紧闭的木门，一股难闻的恶臭直冲鼻孔。大殿漆黑一团，人声嚷嚷象在吵架。我把行李放在地上，隔会儿方才看明白：这间大殿有两百多平方米，上无天花板下无地镇，当中四根大立柱，光线不甚明亮，地上排着两圈草席，草席上盘腿坐着两圈人，一个个挺腰直头全神贯注像在开什么会样。他将交给十二组的组长，便忙他的事去了。我来在最后睡的地方紧挨尿桶有些犹豫，刘组长不动声色一笑说：“这是规矩，再有人来就是他埃尿桶了。”我无声摊开行李，听得这位组长说：“我姓刘，叫我刘组长或刘同学都行。这里是劳教集训转运站，相互不能称同志只能叫同学。每天吃两顿，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小便在屋里解，大便六里后按组排队上厕所。如果实在憋不住要报告干事经同意后才能出门，而且来去是五个人，决不准单独行动。不能违犯规定，违犯了要受处分。”我应着，摊好行李也就自然盘腿坐下。此时方弄明白，殿房里正在开斗争大会，大家七嘴八舌吼叫：

“态度老实点，好好交待问题，不准耍花招！”

“为什么要抢饭，是不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

放眼望去，在殿房正中方寸大的空地上，跪着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大汉，他正勾着头接受大家的斗争，一边用手掌打着自已耳光：“我抡饭，我有罪！我抢饭，我有罪！”

我心里好生纳闷：抢饭？抢什么饭？此时，尹大组长正站在人前指挥，同学们争相发言，很是积极。刘组长一边放声吼叫，为斗争会助威，一边悄悄问我情况。经过短暂交谈，才知道他原是市食品公司供应科长，在一次“整风座谈”会上向党提意见说：“生意既然这么好，买肉的人排这么长的队，少调拨点生猪外销任务不好么？先管自已嘴巴，再管别人肚子。”为此落过“反对党外贸政策路线”的罪名，在他还未划成右派前参加过我的斗争会，故知道我情况。他笑嘻嘻说：“晓枫，这里不分官大官小，也不管有名无名，新来的人都得当几天‘毛子（四川话装几天傻瓜）’你看那个跪倒挨斗争的，过去是石室中学的教师，来到这里熬资格，为点小事吃斗争多不划算。”我本欲想说什么，突然发着一支脚踢了下我的大腿，即闭上嘴不在说什么。待他走后，这个踢我的人才近似耳语地说：“来这里人虽是右派，但不都一样，说话得注意，打小报告的人很多。”，说着，向刘的背影努努嘴，意思他就是一个。接着，他自介绍道：“我叫李必登，市统计局的。你在办公厅当秘书时，我来找你盖过大印，还记得不？”我连说记得记得，其实记得什么也不过套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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