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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议知名校友该选谁
白磊
前几日，冉云飞先生关于文革的一篇随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篇名为《“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文章是冉兄应香港《动向》杂志之约而写的，文章评述和分析了北师大附中校庆中的宋彬彬风波，指责北师大附中在校庆时将曾经在文革之初大出“风头”的“文革恶之花”宋彬彬也列为该学校的知名校友，校方不但为这朵“文革恶之花”大唱赞歌，还竟然将文革时期那张宋彬彬在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将红卫兵的袖章给伟大领袖佩带的照片也拿出来炫耀，冉兄说：“北京师大附中有九十年的历史，也算一所名校，出了这样的“校庆事件”，居然没看到有该校校友出来谴责母校的丑行，实为曾读书于此的北师大附中校友惜。作为你们的校友，林彪女儿林晓霖尚且知晓替父谢罪，但居然没有人起来抗议学校这样的丑行，殊令人不解。更加可气的是，在所出的北师大校友名录中，将宋彬彬与她带领一帮人折磨至死的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放在一起。我要是卞家的家属，要提出严重的抗议；我要是北师大附中的校友，要写公开信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时北师大附中当局在考量此事时，连尊重自己惨死的前同事卞仲耘老师的一点意愿都没有，这不仅不符人情之常，而且有纵容包庇邪恶之嫌。要是哪天“宋彬彬”们东山再起，惨死于他们棍棒刀枪之下的可能就是你。到时，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呢？这便是你树立宋彬彬这样的血染的模范，直接可能加诸己身的悲惨后果。如谓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我之所以对这篇文章有兴趣，有两点原因；一是我本身对文革非常有浓厚的兴趣，而红卫兵运动则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二是我一直在强调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并多多少少写了一些倡导反思文革的文字。而冉兄的这篇文章中，我的这两个兴趣点都蕴涵在其中，自然吸引我关注。
1966年7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上级指派到北京各中学的工作组纷纷撤出学校，7月31日，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宣布成立，由红卫兵组织和工作组指派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接管了学校，负责学校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学生首先发起了揪斗学校领导的暴力行动，由于学校当时没有校长，红卫兵的斗争矛头自然针对了当时已经被停职的几位学校领导人，她们是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一名女红卫兵小将首先将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致涛揪出来，将一大瓶墨汁从胡致涛的头上倒下，然后将五名学校领导揪到大操场上，给她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并在她们的脖子上套上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女红卫兵小将们把被批斗者，也是曾经教育他们给予他们知识的学校领导拖到了水泥台上，强迫她们一字排开跪下，并高喊“打倒黑帮”的口号，大声“揭发”和“控诉”。有红卫兵从木工房拿来了还带有钉子的桌子和板凳上的木条，还有女小将飞快的去开水房提来了开水，这带钉子的木条和滚烫的开水，都是即将用来“斗争”黑帮的工具。
接着，五位原学校领导被红卫兵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她们一边敲打破簸箕一边不停的说：“我是牛鬼蛇神”，后来红卫兵要求他们挑土，以作为惩罚，而卞仲耘副校长挑的装土的筐子里，沙土装的更多一些，她挑不起来这么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红卫兵们抄起带钉子的木棍，向五名被批斗者劈头盖脸的打去。卞仲耘副校长因为在副校长里排名第一，是当时学校的最高领导者，也就是所谓的“黑帮头子”，她被打的最惨，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躺倒在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女红卫兵踢打踩踏着她的身体，并且往她的脸上扔脏东西，还大声咒骂道：“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
到了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有人叫来了校工，把卞仲耘扔在一辆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然后推出学校北门，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是两条胳膊红肿并且布满着条条血痕，眼睛睁着，但瞳孔已经没有了反应，嘴巴还缓缓的吐着气，胡致涛副校长看见这样的情景，建议红卫兵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红卫兵对她怒吼：“黑帮！你如果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到了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新市委”，这才将卞仲耘送到和学校一条马路之隔的邮电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了。当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接到通知后急忙赶去医院时，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冰冷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的很大，且全部呈乌青色。当时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和“革筹会”头目见了王晶尧，王不认识这些年轻的面孔，于是请求写下他们的名字，这张有七个名字的纸片，王先生一直保存，而在这七个名字的第一个，就是宋彬彬，当时北师大附中高三的学生，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而当时负责与王先生及家属处理卞仲耘后事的学校红负责人之一的某女学生，也是后来身居高位的某中共领导之女。
由于卞仲耘是文革初期北京第一例被虐打致死的事件，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北师大附中“革筹会”的负责人和宋彬彬等来到了北京饭店，向当时的北京“新市委”负责人汇报了卞仲耘死亡的事件。十三天后，也就是1966年的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伟大领袖在城楼上检阅了100万红卫兵。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宋彬彬与部分在文革初期具有强烈的造反意识的红卫兵登上了以往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外贵宾才有能出现的天安门城楼，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与之握手交谈，北大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这次活动中，代表全国红卫兵讲了话，而北师大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则在万众瞩目中，将红卫兵的袖章套在伟大领袖、红卫兵的红司令的手臂上。在后来看到的一些记录片中，一个高分贝的女红卫兵的声音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的背景下，激动而狂热地鼓动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这次检阅红卫兵的大会上，来自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来自北师大附中的宋彬彬成了天安门城楼上最令人瞩目的红卫兵，而在他们两人的背后，一个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一个是最早打死了校领导的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伟大领袖对他们说：“要武嘛”的意义，就远远不是关于一个人改掉名字那么简单了。
8月18日之后的第二天，在当时占有主导革命舆论导向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这篇文章中通篇是暴力革命的话语。文章说：“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们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随后，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也就是早这句“要武嘛”之后，北京的红卫兵暴力行为更加有持无恐，打人甚至打死人的事情开始大规模的发生，当时所有的中学全部都有学生虐打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的事情发生。北师大附中所在的西城区仅仅在1966年8月下旬，就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份名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列举了红卫兵的“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共打死了1772人，这个数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卞仲云的死亡并不在这个数字里，第二是当时北京至少打死了这么多人。后来这种被当局鼓励的暴力扩大到全国，仅我所在的陕西省西安市，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学生将已经调到其他学校的老师揪回来虐打三天最后致死的“王冷事件”，而西安市第九中学更发生了红卫兵学生将汽油桶绑在老师身上然后点燃，将老师活活烧死的惨烈事件。
我们现在还没有更具体的史料来证明宋彬彬在文革中亲手虐打了多少人，还无法证明她有打死人的行为，但是只要记得八一八红卫兵狂热的天安门广场，只要记得给伟大领袖带袖章的照片和当时充满湖南口音的“要武嘛”的最高指示，就不应该忘记宋彬彬或者宋要武这个名字，不能忘记这名字后面的卞仲耘副校长的死亡惨状。
同样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同样是目睹“卞仲耘事件”的发生，宋彬彬和王友琴两位女士的差别有着天壤之别，宋彬彬女士在简历中说自己“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但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学生，却从来没有对自己有丝毫的反思，从“卞仲耘事件”到“八一八大会给领袖带红卫兵袖章”，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到北师大女附中改名“红色要武中学”，这些似乎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又好象是铅笔写错的字一般，用橡皮擦掉，就什么痕迹都没了。
而当年同样也曾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王友琴女士，在目睹了卞仲耘之死后，将这血腥与暴力的事件铭记于心，文革结束后，王友琴以当年的高考状元的分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与此同时，王友琴开始继续追寻当年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案例，从卞仲耘到李文波，从北京扩大到全国，从学生打老师到学生打同学，从受迫害者被红卫兵虐杀到受迫害者的自杀，这个研究调查一直在延续，到今天已经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她并没有助手，文革研究也不属于她本职学术研究的范畴，而她凭这自己对文革研究的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自己良心的驱使，不忍让更多在文革中像卞仲耘一样无辜惨死在“红色恐怖”事件与个案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自费回国，然后以各种方式去调查每一件听说的文革死难者的事件，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整个民族即将消亡的惨痛记忆，她以精卫填海的方式来挖掘那段史无前例岁月中的残暴与血腥，她先后采访了数千人，未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她又在每一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上进一步调查核实，她调查了北京所有的大学中学及小学，并逐步扩大到北京以外的地域，如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陕西、山西、四川、新疆，并且花费大量的业余时间来整理所有资料。在文革研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文本《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便出自她的笔下，她利用网络科技，在互连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以祭奠和整理这些被逐渐遗忘的屈死的亡灵。2004年，她将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和资料汇集，在香港开放杂志社的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文革非正常死难者传记的书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全书50万字。《文革受难者》这本书不大可能让读者获得猎奇的愉悦，也不大可能让读者因故事的悲惨而声泪俱下，但一定会让读者深思，一定会让读者自省；不仅是作为文革的参与者要自省，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对我们的文化反躬自省。王友琴秉笔直书，甚至尽可能不用形容词，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六百五十九个普通人的死难。她认为：“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她在扉页上的献辞清楚地说明了著书的宗旨：
愿你们的惨剧，
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
而成为永远的警示：
抵制一切暴行，
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一下同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宋彬彬是怎么反思文革这段历史的，在卡玛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与几个当年的名声大振的红卫兵领袖（如清华附中的骆小海）都在黑暗中接受了采访，我们在观看这部记录片中这些采访段落时，也只闻其声而未能一见真面目。导演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宋彬彬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接受采访时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红卫兵都特别激动，纷纷都去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红袖章，有一个人问我说：彬彬，你干嘛不去给主席带袖章呢？就有人领我到主席跟前”“当时我还是很天真，就把这做一个很随意的谈话，但是很快呢，报纸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呢还署名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搁一个括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呢挂钩这么无中生有的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去发表这么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再属于我了，不能再用了，我的同学就建议我，由她们来翻字典，随便翻到哪一页，指到哪一个字，就用这个字作为我的新名字，就这样给我改了一个新的单字的名字。”“我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宋彬彬给毛泽东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铺天盖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传播，加之那句“要武嘛”的最高指示，这些文化符号结合起来，与卞仲耘的死亡和《人民日报》发表的《好得很！》的社论放在一起，在鲜血和暴力交织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其背后所显示的信息谁都能够轻易解读，宋彬彬可以说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也可以说她不同意官方“强加”给她的那个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对这些引发红卫兵血腥及暴力行为的文化符号，只是轻轻一句“非常难过”就可以一笔带过吗？！
北师大附中对宋彬彬的这种肯定，代表了官方对文革历史的拒绝忏悔的态度，这种不忏悔的形态，其实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反动，从另一层意思来理解，就是对过去乃至现在的恶行的掩盖，做恶而不忏悔就预示着再次做恶的可能。文革虽然结束了四十年，但是从很多地方来看，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的暴民意识、对生命的蔑视和对文化的破坏，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以某种方式蔓延着。
从宋彬彬和王友琴两位女士对文革的反思程度，我们不难认定谁是更该写入北师大附中校史和值得我们尊敬的北师大附中的知名校友。谁更应该被下一代学子和年轻人所学习所尊重，并引为榜样。我们更希望反思成为常识，能贯穿到每一位国人的思想行为中，而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同辈乃至后代，对自己错误的刻意掩盖和敷衍，甚至不惜以新的谎言来掩盖旧谎言。
2007年岁末草就于长安城东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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