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公社的几亿社员，不但在生产上沦为大跃进机器的螺丝钉，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户、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国城乡市场供应紧张，陈云说中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这样来保证国家库存，符合毛泽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泽东以领袖导师之尊，号召全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又因生猪存栏锐减，而行文全国要求“大养特养其猪”。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农民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养猪？党和政府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但他们连“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干部仅求自保，群众遂成无告。据说中央曾经讯问四川供应情况，是否需要调拨粮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需要，使“天府之国”的农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再如河南，历代荒年都有外出讨口的风习，但时至今日，各级政府严控人口，打击“盲（目）流（窜）”，外出须持生产队发的“路条”，这对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又无以果腹的农村饥民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在家里等死了。苏联一九三Ｏ年大饥荒时，各地曾有农民暴动，还有二百万人外逃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最清廉爱民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车站劝阻准备离乡求活的农民留下来，也只是许之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大饥荒时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这一基层干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后的虚构，聊以寄托想象，代偿历史的遗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从预拟的反“左”，转而反“右”，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反复，暴露了毛泽东“政治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认错，更不会下什么罪己诏，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时，也要表现为个人天纵英明，是主动“纠偏”，不是别人匡正的结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甚至是对他权力的挑战。因此，更加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在中共党内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攻击三面红旗”②。到一九六Ｏ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转贵州一个报告时，还在推广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说到他家乡的公共食堂终于撑不住，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经加工的麦子，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头点。”须知说的是无锡郊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实际上宣布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这个残局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收拾。随后，人民公社也经由“农业六十条”而从大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后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
一场不用兵器的大屠杀，准“全民灭绝”的尝试
“三面红旗”的恶果，首先是大饥荒，饿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来发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北大荒农垦系统关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采取措施，前者将幸存人员遣散，后者陆续调出另行安置。然而广大农村里因长期饥饿缺乏营养病弱濒危的社员，有的还是等不到政策调整见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详的一句毛泽东名言，他号召生产救灾时说的“不能饿死一个人”，再也不见提起了。因为这三年里饿死的人何止十万百万，而是几千万！
主流历史书写谓之“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说是“三面红旗饿死人”。
回顾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事件，绕不开“三面红旗”，绕不开毛泽东。
我所尊敬的李锐同志曾用三句话概括毛泽东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论，文革有罪，人所共鉴。然而两头之外，中间的十七年里，仅此一端，岂是“过错”两字了得。当然，我们不像过去一切归功于他的思路那样，一切归罪于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决策层中毫无异议地全票通过的，毛本人和推举了他又听命于他的权力集团中人，应该怎样分担罪责，是可以讨论的；而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横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动用兵器的大屠杀，难道还有疑问么？不用说三四千万，就依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以那三年“全国至少饿死一千五百万人”计，如果把一千五百万具尸骨堆叠成山，谁能想象是一幅怎样遮天蔽日、惊心惨目的景象！
如果说希特勒搞的是种族灭绝，斯大林搞的是阶级灭绝，那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则是准全民灭绝（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这还不过是毛泽东设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辩护说，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为了加强国力，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了。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回答过：“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还曾坦言过他的一项“动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类似的话，他当时说过多次。他推崇法家，却蔑视法律条文；他在原则上欣赏严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绝或减少“犯法”现象的途径，就是把没犯法的人也通过组织管制起来，通过超负荷劳动搞得他们筋疲力尽，无力并无暇“犯法”。这在当时主要是对农民和工人这大跃进的主力说的。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怕他们造反，同样强迫他们在各种名义下从事“改造思想”的劳动，他们自然不但“没时间犯法”，也无暇并无力进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了。现在朝野上下都爱说“治国理念”，然则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一个大兵营，一个劳动营，一个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中营，或如后来文革中，全党全民都匍匐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执行他片言只语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从权力集团的驱遣支配，那样一种“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就是毛泽东终极的“治国理念”吗？
为死难者烧一炷香，为毛泽东时代做出总结
当我们想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腾一时的“三面红旗”，并为死于“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这前后的千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他们同样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来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土地上，享受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然而他们在暴政和恶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没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确切的祭日。那就让我们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为他们默哀三分钟，献上一瓣心香。这是良心的需要，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们还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历史，透过淋漓的鲜血，对绵亘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必要的总结。这是一切有良知的，对历史负责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有死难者，更有后代子孙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遗产，已成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无以慰死者，更无以图将来。对当代关键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将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①“毛选”第五卷四七九页注释，把习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写作“肃清反革命”，或者意在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归并在内。
②一九六Ｏ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划分右倾分子标准。其中说，凡党员犯有下列各项错误之一者，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攻击三面红旗者；支持彭德怀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者；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缺点，反对党中央者；不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或采取其他手段阻挠总线的贯彻执行者；屡犯历史错误，一九五八年以来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攻击中共者；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不主动检讨其右倾思想言行者。
（注：作者邵燕祥，当代诗人、作家。着有《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诗集，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2004年出版自传性文集《找灵魂》。）
--------------------------
原载《议报》第335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