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改革开放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和49年开国易帜，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比较一番，即可一目了然。 其间，很多似是而非的正确论和不正确论，纠缠在一块，很像是一场朦胧大戏剧，看不出端倪。但是，只要从它造成的最终结局观察，事情也就十分清晰了。揭开所有遮蔽物，其本质凸现就是：改革，是由伟光正领导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得介入和干预，这个事实——和伟光正领导49年革命，其实是一币两面，本质上，没有区别。有人说，改革是两阶段论，胡（耀邦）同志是伟光正，我看，对此，要打折扣。为什么要打折扣，就是因为和49年有的一比。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所有伟大和不那么伟大的左派、后来成了右派的章罗们，都很忙，办同盟，办报纸，很忙。这个情景，是不是第一阶段"正确论"呢？我看是不太正确的诱饵论，不是绝对正确，不是社会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好论。因为，众所周知，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被栓在人民集中营里，不得动弹了。于是，所谓"第一阶段正确论"，成为人们想上天堂，却下地狱的一个《埃格蒙特序曲》。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没有人说，你要切割毛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你要把49年做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不可丝毫触犯之，没有人会这样说。 但是，对于所谓同样伟光正的邓氏改革，人们却是这样说的。我们和分析49年一样，也从结局出发，来判断它的开始和过程，事情，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改革的结局是什么呢？和49年过去，56年到来，57年到来，66年到了一样，这个结局，就是89年的到来。89年以前，是不是好一点呢？89年是不是可以撇开来，放到后面去讲，只是讲79年，或者整个七、八十年代呢？七、八十年代，是不是"好得很"，和56年以前，57年以前，一样好呢？人们可能要争论一百年！但是，我以为，事情是一以贯之的，不可以切香肠，不可以把结局和开始，和过程，切割而论。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在人头介入经济领导权方面，政治领导，从来就是经济领导和社会文化领导的同构——任何以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所有的发迹史，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几乎无一例外。这个东西，被说成是以后的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和最坏的社会主义，是从七十年代，就明文或者暗文规定了的——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中国不存在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中产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官僚依附物。我们说过，西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第三等级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甚至选帝候的地位，在毛和邓的极权主义社会里，从来不曾存在。 二，这个改革开放带来的、"完善"党的领导的各种主张，企图造成一个明显的幻觉，就是以共产党来主导改革的全部思想和精神资源，从而制造出一个看似赫鲁晓夫主义和戈巴乔夫主义，实则为邓主义神话。这个神话形成的后续反映，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这一年的年末，"完善"党领袖全伦之主张，还在公然宣誓，振振有辞。这个思维特征，带来很多政治朦胧诗。这些诗歌制作者，从胡同志开始，从所谓语焉不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说开始——转了一个圈子，回到，要完善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施行三权分立，法治独立，言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怎样一种正确论色彩啊！这个色彩和共产党许诺香港在2017年允行双普选一样滑稽；它许诺中国大陆，要实行"几代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行还政于民——这个"相信未来"，是不是一手很好、很妙、很蠢的政治朦胧诗呢？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本身的来源，叙述和判断，都是混乱不清的——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如何如何，既然已经是"真理"，你要"检验"什么呢？2，其来源，本来就是以人间道德和人间真理排除和反对星空律令，那种宗教主义道德说，其道德说教和无神论说教，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是非而是非，对错而对错，不能产生超然人世的上帝道德律，也不可能造成"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的自由主义契约；3，这个检验说，最后很快堕落为邓氏检验，成为他的专利而不得禅让。固然，我们充分肯定这个说法的暂时性正面效应，正是因为他的启动，造就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哲学妄说，使得实践本身的界定，变成一种政治娼妓而趋炎附势。我们承认事情是复杂的。但是，事情的复杂，正好应该为国人和知识分子引进各种思想资源，多元思想资源，而绝不只是依据一种资源——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追问。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产生自理想而败坏于自由的有害物质，有害精神，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胡同志用于一时一事的这个检验说，但是，不同意将其解释成为压倒所有比他正确一万倍的西方其他政治哲学的借口，函括以前的孟德斯鸠，以后的哈耶克等。胡同志没有引进哈耶克，是我们自己引入的。这样一来，七十年代的精神来源，就被新马克思主义切断了。这个切断，成为整个八十年代，理念不清，朦胧诗和伤痕文学归于官方领域的原因——在政治学和宗教层面，没有人来清理这个纠缠不清的思维秩序，人们只是在第一种忠诚和第二种忠诚，或者其他N种忠诚之间，区分政治正确和政治错误。人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分野胡同志派和赵同志派、甚至邓派和陈派；人们迄今还在津津乐道那个实践真理指导下的全部思维成果。最可惜的是，包括六四发生的时期，这个被人们充分和过度肯定的八十年代启蒙，正好做出了学生依靠国际歌理念来反对官倒和独裁——他们甚至抓捕了所谓亵毛者，并且押送专政机关。这都是八十年代忠诚主义的产物，不是自由主义的产物。 是的，那时，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以魏同志代表的异议势力——也许，这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势力，只是魏先生说出了和"实践真理"不同的观点，"第五个现代化"；这个观察视角和理念深度，对于胡同志的改革之道大异其趣——虽然，魏同志也毫不讳言，他的普世价值论，也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局限，是赫然存在的。在带有异常特色的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者中，他们那种自由主义，同样和党内改革派，产生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关系，乃至他们谈论自由民主之道的时候，总要捎带那些党内大佬。连李慎之同志，也强调周恩来和胡乔木对其之影响。不要说实践和真理的影响，会有多大，持续至今；事实也是如此，现在还要"完善党"的同志，还在秉承这个衣钵。于是，在面对改革理念的党的原则上，起码有三种势力，形成有形或者无形的较逐和对峙：一种，是胡同志的势力。这个势力，以最大限度改革共党的思想为能事，造成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拥戴，并且好像确有"完善"一说且看见改革曙光的出现——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党的改革，是不是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最终将会引导到"对于伟大人物的背叛之民主制度"层面（这个说法，是邱吉尔的说法，被东、西方无数事实证明）——胡同志，是不是要带领这样一种彻底改革派，像经国先生一样，最终带来几乎埋葬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结局呢？——这个判断，并不清晰，胡同志本人，也并不明白。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产生真正的自由派，整合国民力量，与共党改革派结合行事，最终取代共产党。这个力量，始终也没有出现。六四以后的流亡潮，几乎取消了这个势头。 结果，共产党不但主导了所谓第一阶段的良性改革——这是一部分人的说法——更加主导了把改革转变成为权贵改革和根本不再改革的、第二或者所有阶段。 他们成为改革成果的直接吞噬者。所有这些改革的直接结果，就像49年以后人们看到的政治结局一样，现在，在经济结局上，红色家族如愿以偿——和49年的红色家族及其后代一样，前者，成为政治垄断者；后者，成为经济垄断者。善良的国人，就像他们看到49年的梦魇一样，现在，他们同样看到改革的梦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或者不愿意想到的所有事情，已经发生，还要发生，一直到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房屋和家园里驱赶到中国的荒原。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明确和残忍；这个过程，是这样的荒诞和无奈；这个过程，正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于是，中国人不再认为官商勾结是不可容忍的，中国人不再认为改革是正确的代称，中国人，也不再思考究竟是要继续改革，还是要停止之——因为，就像56年以后，无财产者的悲哀和绝望，57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悲哀和绝望；所有改革带来的尊严和希望，全部变成的票子和服从。改革初期的希望，就和56，57年以后、回到土地和自由的希望一样，成为国人的梦幻；改革死了，改革，也没有复活。是的，改革，最终造成的幻灭，就是49年式的幻灭；这不是理论和哲学上的判断，是事实，铁的事实。 出路有没有？应该说，还是有的，但是，所有这些出路的提法，现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既朦胧，又含混。比如说，人们现在谈论的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勿庸置疑，是天经地义和普世真理——但是，你是要在党的领导和统治下，实行土地私有，还是要实行全世界那样的惯例，不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实行土地私有？这难道可以不必说清楚吗？（我们提供过很多关于俄国斯托雷平权贵土地改革带来的教训之材料——这个权贵改革，直接导致十月革命。）反之，如果我们认可在党的控制下，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么，事情，难道不是重新回到49年式的革命和79年式改革、使得党文化循环往复其中，而不得解脱吗？有人说，不管现在是不是要实行党的控制，都要悍然提出土地问题——我们说，这个"悍然"，不是重复49年和79年的老路吗？那还是上天堂——下地狱的途径——这个寓言，我们说过一百次了！还有一个寓言，叫做：鸡只被拧断脖子一万次，其他鸡只，也不会得出很好的归纳（罗素语）。《物权法》是不是改革伟大成果？他是不是改变了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有人给你一个不杀之权，却活生生绑架了你，你是不是说，这是一个伟大进步——就像我家的房产，被一百元还给一毛——你是不是说，这个"一毛"主义，是一个里程碑呢！难怪有人说，物权法不如一张擦屁股纸！…..所有党化改革，是不是真的，在制造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呢？策略，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抽取掉策略后面的应有之义和本质价值，这个策略，就变得一文不值。我们的说法是，不管你们如何和共产党争取党内的"正确"话语权，不管你们如何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于统治者的伟光正，不管你们如何主张在不改变党控国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私有化和财产私有化，所有这些，都丝毫不能取消这个结论：所有这些，都是普世原则，不是共产党的原则。他们最终只是歪曲而不会实行这些普世原则。历史不是这样证明的吗？ 三，就是——改革既然是49年主义的重复，那么，开放呢？我们说，开放，也就是美国人说的"民主在延安"的重复——虽然，他们论证的根据改变很多，改变很大——但是，他们现在还是认可了所谓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包括期待和肯定中国的"正义，和平和民主转型"。虽然，事实也许刚好进行了"证伪"。从稍微远一点的时间看问题，这个所谓帝国主义策略，正好转变成为策略之后、几乎看不见价值论意义的错误估计。比如说，六四以后，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实用主义政策，正好根本改变了他们本来主张的"和平演变"政策，使得中共在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前提下，实行了他们的开放。 他们几乎没不受任何指责地融入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秩序。这个融入秩序的第一主题，就是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和人权脱钩。这是他们成为西方体系家庭成员第一步。以后，这个不可逆转的秩序，成为现实。西方人，绝对不会，也没有先例，制定将某些成员因为不遵守契约而行驱逐的措施。比如，关于中国开放媒体市场等等承诺，中共本来就不想执行，现在或者今后，也根本不会执行，但是，西方成员国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有效法约的措施。诸如此类的做法，之所以不会更改西方的主流经济政治秩序，乃是因为西方秉承的两张皮主义，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作用。这个现实秩序，使得世界民主主义大打折扣。美国总统往往在竞选时期所承诺的中国批判，在其当选以后，就被中共的红地毯化为乌有。于是，改革和开放，成为中共融入西方主流秩序的行径——没有什么会让中共更加觉得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成功地说服了从施罗德到萨科奇等等所有这些订单主义者——而这个订单主义最早的执行者，就是六四以后的斯考克罗夫特和老布什。他们在机会不可再得的、中国人权和人道困境下，给中共送去了最好的国家合法性认可，从而挽救了他们双方的危机；这个认可，并不会因为血染广场而有所改变。 其实，就像我们曾经揣度毛是不是，会不会改革开放一样，我们确认，中共改革开放的最初思路来源于中美媾和。这个中美媾和的思想，当然属于毛氏。这个改革开放思路，最早出现在林彪事件危及中共的紧要关头；是基辛格的出现，让他们转危为安，最终实现了和美国的建交——基辛格和尼克松，没有对文革和49年以来，中共造成的任何人权危害进行谴责——他们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朋友，就像他们的拉铁摩尔和李普曼，赞赏苏联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一样。 在79年邓访问美国时期，美国人打出的中国牌，是针对苏联。百般美化中共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人。他们开始在《时代》杂志上刊登邓的照片——他们给世人造成一个、他们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造成的印象——民主，是在中共方面。他们从1972年开始，就对毛氏最早提出的亲美策略，兴趣昂然，他们的基辛格，成为化解和忽视中共人权的第一个西方帮凶。而所有改革思路，都源自毛和尼克松达成的中美亲近思想。这个反对一种极权（苏联），支持另外一种极权（中国）的美国对苏、对华政策，造就了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难道有任何理由可以将此走势，更改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之道吗？至少现在，看不出任何迹象。这个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的现状，几乎成为这个世界除去本拉登以外首个危险课题。这当然也是邓氏开放的国际背景和国际理据。这个国际环境，已经成为某种几乎不可逆转的现实。 一个偌大的课题，摆在全世界的面前：世界的中国化过程，将如何最终影响世界。可以说，这个邓氏开放，是中国对世界造成的最大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要考验中国人，另一方面要考验全世界。这个效应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几百年来形成的欧美价值体系，现在正在面对中国价值观和亚洲价值观，成为新世纪对抗普世价值观的另类全球化过程。人们如何面对中国市场价值和市场体系的出现——这个价值和体系，正面挑战了真正的市场和价值，因为他们成功营造了一种奴隶制度加垄断制度的新型"市场"——欧美各国，有没有应对的战略和策略，是一个亟待解释的课题。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中国的价值体系无疑将分享和渗透世界，函括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这个困难的博弈面前，中国人本身的走向，成为此课题第二个关键。如果国人认为，他们在短时间里，五十年，一百年，将会从这样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产生自我认同而不思变革之道，这个道路，将会如何改变中国下一代人和再下一代人，使得后人复哀后人也？！最后，在中共极权之道和世界绥靖之道的双重胁迫之下，改革甚至革命，究竟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极大的难题。 综上所言，就是所谓邓氏改革开放给我们留下的棘手的大宗遗产。这个遗产盛放的古墓非常诡异而深邃，要想开掘之，不是一般而言可以解释的……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