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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
“领导”权是中共手中最重要的权力。“领导”权的运用，使它统领一切，支配一切，自由地伸展它的意志，实行它的决策。丧失“领导”权，将使它丧失活力的源泉，它的生存将遇到极大困难，进而言之，它的性质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保卫“领导”权在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中共“领导”权的由来有着明确的理论渊源。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就是马恩的“精英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精英和各国工人政党的精英。此外，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还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马恩的“专政论”。他们并没有明确表示共产党有“领导”一切的资格。“领导”权意识是列宁提出的，它构成列宁主义的突出特点。列宁的“领导”权思想由两部分组成：（1）列宁继承马恩的精英论并加以推进。他认为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全集10卷107页），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全集31卷24页），而共产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政治局和组织局主持的，“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全集39卷28页）“寡头政治”是列宁自鸣得意的结论。上世纪的共运历史证明，这种“精英论”的权力结构，由于推行唯我独尊的统治，摒弃政党间的平等竞争和有效监督，结果是走向专制和腐朽。（2）列宁发展马恩的专政论，把“寡头政治”化为暴力专政。他指出：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全集12卷289页），“并且宣布：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将被粉碎”（全集38卷324页）。他在共产囯际二大进一步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全集39卷224页）他对争论中提出的“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嗤之以鼻，认为把两者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全集39卷23页）。这样，列宁就在共运史上提出一个独特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党专政＝领袖专政。“精英论”本身已经引向专制，“专政论”则使精英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共产党的暴政和暴君的统治就成为必然。中共的“领导”权就是依据列宁主义的这种“精英论”和“专政论”而建立的。
考察中共历史可以看出，它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1）在党内，它的“领导”权集中于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集中于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以下的各级党委权力集中于“一把手”，直到基层的支部书记。这样的V字形权力结构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为组织原则。这种组织系统使“寡头”将全党掌控在手上。毛泽东凭一己之意志一再推迟中共七大召开，武断地废黜政治局和书记处，驱使左右制造和吹捧“毛泽东思想”，直到他自己成为全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书记处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垄断。邓小平同样如此控制全党。他命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25名中委与候补中委与会权，又命令此次中央委员会“破例”增选9名大员为中央委员，演出中委选中委的滑稽戏。他还以一般党员资格任中央军委主席，依此身份调动数十万大军制造六四大屠杀。他语示江泽民：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这是独裁者的自供。正是这样的“寡头”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共是一个专制主义政党，它排斥党内走向民主的任何努力。（2）中共“领导”权来源于“精英论”，实际上，“精英”不过是自我扩张，自命不凡。剥开他们在为政方面的表现，就会露出一个个无能、乱搞、贪婪、狠毒的本质。在治国方面，一味地以“阶级斗争”加剧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巨大动荡，使人们无休止地穷吵恶斗，挫折了社会正常发展的机遇；在走向“社会主义”方面，一味地破私立公，涣散社会发展的动力，又以“共同富裕”的空话诱发以权寻租势力的壮大，社会两极分化的对立尖锐化，腐化之风席卷全国，权力阶层普遍堕落。中共的“领导”权在为政方面充分暴露它是一种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权，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废除这种权力是社会转型的关键。（3）中共“领导”权还来源于“专政论”。这方面，中共忠实地覆行列宁主义的“党专政”与“领袖专政”的规定。它把“专政”矛头对准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对准势单力孤的农民群体，捜刮之裂与打杀之酷无以伦比，最终导致全国活生生饿死3000万至4000万人。它还把“专政”矛头对准以传承文化科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1957年翻覆之间，百万知识分子被打入最阴暗的角落，20余年的苦难仍然不能赎身。毛泽东的“文革”浩劫，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胡锦涛的追剿维权者，中共的“专政”暴行的确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是到了结束中共“领导”权的时候了！
“领导”是一个中性词，列宁把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暴力施政隐藏在这个中性词内，以模糊它的实质内容。所谓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的“控制”，就是它的“霸道”。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封的，自我任命的。一些通过民主形式确认的授受关系不过是强奸民意的结果。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包括意识形态的垄断，包括党文化的强制灌输，使人们不能识别“大救星”实则“大暴君”、“为人民”实则“害人民”。有些农民贴出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那是农民受蒙蔽、未觉悟的表现。问问大批被剥夺土地权的农民，他们在维权时遭到打压，可曾想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
当然，忠实于中共“领导”体制的人是不会认同上述评价的，他们会提出种种理由为中共“领导”权辩护。有人抬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精英论”，认为这是“老祖宗”划定的“共产党领导的依据、内涵”，但是，不敢抬出列宁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实行“寡头政治”的论断；又抬出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的一本正经的话，偏偏不提毛泽东自夸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写照。实际上，马恩救不了中共“领导”的倒行逆施，好话说尽的毛泽东也无法掩饰他的暴君的罪行。中共的“领导”在历史上刻下的印迹已经无法更改，只有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肆意歪曲才能取得切实的经验教训。至于说什么中共的“领导”是“以‘三个代表’为己任、以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内容’”，这个判断是真实的反映还是骗人的诡计，这个问题不妨从长计议。中共还在续写自己的历史，它究竟代表什么，它是否“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历史会给出公正的答案。为中共辩护者对中共的“领导”体制也有批评，大意是：体制是好体制，执行中出现偏差；经是好经，小和尚念走了板。对此还有一个比喻，叫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所以需要“歼灭‘跳蚤’，促使‘龙种’孵生出为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播撒祥瑞的腾飞巨龙，是当前中国政治开启现代化之门的决定性、关键性锁匙。”龙，我未见过，龙种更是闻所未闻，巨龙如何腾飞也从未梦见过。我生活于中国，领受的是“文革”浩劫和六四屠杀，我想到的是：从“文革”浩劫和六四屠杀的残酷恶斗和鲜红血迹中能否“开启现代化之门”？呵，上帝！这个问题应该由谁回答呢？
真的“开启现代化之门”，就会看到现代的治国理念与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截然不同。在民主国家，各种公民和不同群体的多种多样的愿望、要求，通过政党的过滤和集中而表现为施政纲要，选民依据施政纲要投票，选票验证施政纲要符合选民愿望和要求的程度。因此，政党必然关注选民需求的变化，选民必然关注政党的施政倾向，双方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政党与选民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观念，那里也没有人歌唱“某某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假如有个党拍着胸脯对群众说：我是你们的精英，由我来领导你们，一切听我的，用不着你们费心了！人们会把这个党看成疯子。这些国家也有共产党，他们纷纷将自己党纲中关于共产党“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删除，否则，他们得到选民认同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民主国家，选民手中的选票是决定政党能否上台执政的关键，因而显示了社会主人的资格，而政党必须忠实地为选民的需求理政，成为选民的事实的仆人。民主国家实行真正的多党制，不搞“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把戏。多党平等竞争，使台上者必须小心翼翼，不出差错，台下者则众目睽睽，认真监督。政党间的竞争关乎各党切身利益，所以彼此监督是实打实的，没有中共与几个花瓶党所谓“互相监督”的虚情假意。民主国家的代议制表明，在竞选中得票最多的党可以占有多数国会议席，从而可以上台执政。执政党的施政，大者有宪法制约，小者有各项法律制裁，立法与司法独立于行政之外，形成三权相互制衡的宪政政民主。黑箱操作是难逃法网的，尼克松水门事件不是被无情揭露吗？象江、胡二人秘密与俄国签订边界议定书、出卖祖国大片领土的事在民主国家绝无可能。以上这些不过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常识，所以要唠叨这些大白话，是由于有人在散播“龙种”、在鼓吹“腾飞巨龙”，企图将中共“领导”权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他说：中共“领导”好，没有不得了！我说：中共要“领导”，人民受不了！（2008.1.5）
原载《议报》第336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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