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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整合濒临城下
牟传珩
资本世界扩张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高度整合能力，它使处于现代化整合过程的各国发展在目标上趋向一致，而作为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普世民主化。因而，在现代化大潮流的推动下，民主化已成为世界上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取向。20世纪后期随着全斗焕、皮诺切特的受审，米洛舍维奇的倒台，萨达姆政权覆灭，民主现代化已经召唤起世界性的热情，连非洲博茨瓦纳，也已成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范。世界民主化在百年来发生的变化与抗拒，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然而民主现代化的整合过程在落后国家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在中国，最近30年来的震荡尤为突出。
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盘整过程的近30年来，真正可以称得上"民主化运动"最初来自于民间力量的自发冲动。早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已透露出人民开始厌倦了政治压制和经济管制的生存状态，自发地发出了变革的愿望。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曾以按手印方式签"生死状"自主分地壮举，打响了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战役，被称之为文革后农民冒险进行的"第一次自发土地革命"。这是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现代化变革自主性冲动。恰在这时，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进一步展现了政治领域内的现代化变革冲动。可以说，从经济"大包干"运动到政治"民主墙"运动，都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盘整与震荡。这两场运动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民众争取财产权利与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它为迎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整合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中国变革奠定下坚实的民意和道义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整合又导致了中国的"六四事件"与苏东变革，和21世纪起始的"颜色革命"。"颜色革命"被称之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到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乃至中国的民众维权运动，其矛头均指向了制度本身。所谓前三次民主浪潮是指18－19世纪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中叶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和亚洲、拉美独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眼下的"颜色革命"已经波及了东南亚和南亚。不久前，缅甸"藏红色革命"，再次反映出"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包括闪电式抗议，互联网上的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组织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小队等等行为，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僧侣的行动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些都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此次运动尽管遭遇挫折，但这种利用新技术手段为实现现代化民主目标，提供了更成熟的"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充分体现了资本扩张全球化发展条件下，反映人类共同和平要求和人权价值观现代化的发展与整合。
也正是在这种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的今天，中国网络时代"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有效承接了"78年民主墙"运动的接力棒，再次发起了对一切政治控制的冲击与结构；而无独有偶的是，2007年12月8日，在中国辽阔的东北大地上，竟又发出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农民宣言，他们同样承接了29年前"农民自发土地革命"的接力棒——中国黑龙江富锦东南岗村等72个村4万多农民，面对半个多世纪的土地权被惨烈剥夺的现实，终于庄严宣誓了中国农民对土地拥有的天赋权利，并借助于互联网络迅速在全世界得以传播；接着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也发出《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公告；继而，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又贴出《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通告全国。由此一场"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文革后"第二次农民自发土地革命"运动，已是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不！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中国的必然性螺旋上升。这种作为具有相当自觉性和自主性发展的民主运动，再次印证了中国民众回应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实现财产权利与和民主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还表现在中国知识界对北京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人权承诺的抗议；右派群体纷纷上书要求平反与赔偿和国内外反右五十周年的高调纪念。特别是中共十七大前后，面对当前国内纷繁复杂的局势，党内左右两派不满现行政策的思想路线斗争狼烟四起，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极左万言书》的交锋，可谓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年前更有汪兆钧先生、郑存柱先生及郭泉先生等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先后致胡、温政府要求政治变革公开信；孙文广先生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地方人大代表事件；最新又出现14070位中国公民署真名联名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不畏严寒发出：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公开信，被称之为2008年伊始，呼吁启动新闻自由破冰解冻之旅。不言而喻，这是知识分子群体在以"不结社"形式大胆冲击言禁，充分行使表达权利。这些现象充分显示出与"民主墙"运动与"六四事件"一脉相承，渴望变革的中国内在冲动。
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然而，当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浪潮濒临城下时，以"辩证唯物主义"自诩的政府，却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而无暇承担民主现代化的使命，凭借手中的公权力，违背时代潮流与民意，继续强化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打压民间社会发展，致使政治系统过于膨胀，因而必然造成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性的冲突爆发。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事件不断，而且会越来越激烈的原因。中国政治发展虽具有很强的时代盘整受动性，但同时又是具有相当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冲动。因为，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动员，必然要找到社会运载主体，通过内在的变革诉求表现出来。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毛式"共同贫穷的新中国"变革最终彻底失败了；而邓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也因两极分化，社会腐败基本破产。这个定论是邓小平下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导致大量城镇居民失业，农民失地，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且涉及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原罪"问题。对于社会收入严重不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认为，"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对此有学者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在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资源、政治组织、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说明毛邓两次"改革"均不成功的根源，正在于没有积极回应中国变革的内在民主冲动和世界政治现代化的整合。而今胡温所主导的"科学发展观改革"依然具有两大内在规定性，即社会主义原则与渐进改良策略。中共"17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同样没有表现出回应世界政治现代化整合的眼光与气魄和顺应中国变革内在冲动的智慧和勇气，其"政治改革"方向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思考，因而无法解决民众和官僚集团在利益、权利和权力分配上的严重不对称状态，这就注定了随着世界政治现代化整合进程的发展，执政者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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