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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
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战争之中，战争已经进行一百多年，这是民主与专制间的战争，1949年后民主一方开始使用和平、非暴力手段，现在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但战争在民主追求和坚持专制之间进行，并没有改变；这既是伟大的战争，也是伟大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关系中国兴衰，十三亿人的福祉；这场战争将进入中国历史，就像“独立战争”进入美国历史一样，这场战争将进入人类历史，就像世界大战进入人类历史一样。身在其中，我们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应该当仁不让。
（一）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千年难逢的战争和社会转型，提供难得的机遇。东欧、苏联曾和我们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台湾与我们有过同样的传统文化，他们已经基本结束了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时间也快过去近二十年，我们的转变不会拖延太多时间了。能够身处这个转型，为这个转型，出一份力，进一份心，应该是人生幸事，这就像一个人拿过枪，参加过世界大战一样，很难得。
我们置身于伟大战争中，面对由专制到民主的社会转型，每个正直的人，都应该想想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在历史的转折中，要扮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觉醒者应该能写的写，能说的说，能动就动，对正在上演的争民主大戏，要有钱帮钱场，没钱帮人场。我们不能屈从强权，甘做强权奴隶，随波逐流，醉生梦死。面对人肉制成的宴席、人血酿成的美酒，要扪心自问，能做点什么？不能只想从盗贼那里分一杯羹。
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要期望每人都有烈士心态，但有心人根据自己的环境、地位、家庭和底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二）民主与专制的战争，源远流长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民主与专制的战争开始于满清末年，前期一段，主要表现为真刀实枪的流血战争，如辛亥革命的屡次起义，以后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反对建立极权专制的战争。
1949年，这场战争发生转折，在那之后，战争转变为争取民主一方改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而代表专制的一方掌控着政权；他们动用专政工具镇压反抗者，激化时，甚至出动野战军、坦克镇压，发生像1989年的六月四日那样的惨案；1949年后这场战争的主要表现是不流血斗争。这与1949年前不同。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很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包括满清末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创建民国的孙中山，领导抗日的蒋介石，他们都对历史有过贡献。1949年后的胡风，57年的右派群体，59年的彭德怀，文革中牺牲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条件贡献出了力量，中国历史前进，有着他们的推动，我们应该纪念他们
（三）建国后，前30年争民主的战役
1949年后推行的专制体制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的。对这种专制体制的个人反抗数十年连绵不绝。早期的反抗，很多人对专制体制缺少理性认识，但要民主、争自由的倾向，却较为明显，如1954年胡风等人提出争取文艺自由的万言书；1957年知识分子在“鸣放”中争民主，争法治的言行。
结果这两部分人的下场都非常悲惨，其一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被先判14年徒刑，后改无期徒刑，该集团下狱者数百人，受牵连者数以千计。1957年的敢言者则被打了55万右派，压在社会底层22年，株连家人亲友，吃尽专政之苦。
在中共内部，民主与专制的争斗也是不断的进行。如1954年的高岗（注1）、饶漱石（注2），他们只不过表示了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批评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行为只不过是拉选票搞竞选，也有挑战自上而下任命干部的意思，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这些活动为中共当权者不容，经陈云、邓小平告发，打了“高饶反党集团”，斗得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拘押10年，牵连了很多人，事过五十余年，至今不得平反。
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把农民土地没收成为公有财产，很多农民敢怒不敢言，彭德怀在1959年中共的庐山会议上对公社化、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这本是一般的党内民主活动。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也牵连了很多人，二十年不得翻身。
（四）76年清明运动是文革一枝奇葩
1976年春，周恩来去世后，人们对文革中少数人掌握最高权力，打击异己的专制模式感到反感。当年清明节前3月24日，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献上了悼念总理的花圈，第二天开始学生去南京市区贴了悼念大字报，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市民借悼念总理之名，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用送花圈、张贴、悬挂诗词表达内心的愤慨和反抗，其中一篇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横眉剑出鞘。”很快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上百万的民众。形成了花圈和诗词的海洋，此事引起高层的震惊，下令抓捕，把一般的纪念活动、民意的表达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次活动，是中国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独立的，民意表达活动，这次活动动摇了专制统治的高层，唤起了党内外一些人的觉醒。当年九月九日年毛泽东病死，高层的温和派乘机把极左派张、江、姚、王抓捕下狱，然后才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
七十年代末，出现了“西单民主墙”等多种非正式的民间刊物、社团，民主和专制双方的争夺，以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中全面展开。产生这些积极变化，“清明运动”功不可没。
1979年“民主墙”遭到党内保守派镇压，魏京生等被判重刑，民主运动遇到一次挫折。
（五）八十年代开始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民主与专制在两个战场上进行较量。一是表现在民间，以作家、学者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写出了很多赞扬、论述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的作品和学术文章，其代表人物有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等，结果他们被开除党籍。
在这同时，学生运动也崭露头角，如八十年代初的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很多大学生参加，胡平、张祖桦等当选。有人虽然没有当选，但也在基层竞选中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在民间留下深刻印象。87年的学潮虽然受到打压，也给89年学生运动打下了基础。
八十年代在中共党内也有民主与专制争夺的战场。双方斗智、斗勇，最后由于党内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大，开明派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赵紫阳随后被软禁了十六年。在这同时，党内一批开明派，也都先后被迫离开了关键岗位。
（六）89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学生运动，在近代史上曾有过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六四”是继它们之后的一场学生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起因之一是悼念胡耀邦总书记，
但是这场学生运动却不像过去的运动那样的幸运，结局遭到中共顽固派调动军队、坦克血腥镇压。这是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血溅北京城之后，还把全国大量参加运动的公民投入监狱、劳教所，济南一个城市因为参加了运动而被判刑的就有大约八十人，其中一个判了死刑，上海也有判死刑的报导。估计这场运动之后，全国被判刑及劳教的人，数以千计。其他地方的数字有待调查。对六四运动的镇压，使得将近二十年来聚集起来的争民主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以王丹为首的21名学生领袖受到通缉，大量民运精英纷纷逃亡国外，很多进步报刊或被查封，或被彻底改组。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此告一段落。人心冷了，人气散了。但是人们对中共的认识却更加深刻了，一些人在思想深处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意志也更坚决了。很多人流亡国外，形成了海外的民运力量，出版刊物，建立网站，成为国内民运的信息来源和转运站，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也多有建树。
经过六四血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牢记历史，重新面对现实，思考未来。在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新的认识。面对专制，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再次高涨，九十年代，著书立说成为风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慎之等先生。
在这期间，民间的思潮也异常活跃。人们对暴力专政更加反感，人们抛弃单一的意识形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各种传统宗教，特别是准宗教的活动，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七）争取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奋起反抗
东欧、苏联和东南亚的演变过程已经向世界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自由化、民主化，宗教的力量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的勃兴，对中国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现代社会，信仰的多样性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党，应该具有信仰上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只有充分的信仰自由，才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中共当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把世界上的传统宗教视为敌对势力，结果遭到教徒顽强持久的反抗。
1999年在中共保守势力总代表江泽民的主持下，不顾众多人的反对，将学员众多的法轮功定为“邪教”，大量逮捕、关押，广泛地使用酷刑。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遭到教徒顽强而持久的反抗。
中共当局本想用镇压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方法对付法轮功，认为只要开动宣传机器，动用专政工具就会很快将其消灭。但让江泽民始料未及的是，法轮功学员竟然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经过暴政的洗礼，他们成为反抗信仰压迫的一支劲旅，其抗争遍及全国城乡，不仅表现在国内还扩展到国际。
信仰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意识形态专政是专制统治的支柱。在21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追求宗教信仰自由和意识形态专政的大战。
宗教信徒所追求的既是信仰自由，也是民主法制的宪政社会。因为只有民主宪政社会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徒和中共当局顽固派对峙，也是中国伟大的民主与专制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无神论者应该义无返顾地支持他们，维护信仰自由权利。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在公开信中表达了这种支持。在中共当局严格打压结社自由的恐怖气氛中，法轮功学员能互相联系，呼应，救助，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很有战斗力的群体，而且更加难得的是，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出现内部的纷争，这也说明坚定的信仰是团结的基础。
中共当局为了保持一党专政，极力地封锁资讯，对海外媒体，互联网或干扰或遮罩。但是法轮功学员却用传单，小册子，口耳相传等方式，把被封锁的资讯传扬开去，使很多下层民众认识真相，掌握真理。法轮功学员在争自由，争民主，反暴政过程中，显示了他们的顽强的草根性、大众性，对中国民主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正义行为使很多人对其刮目相看。
当局必须尽快释放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还他们人权，应该惩办江泽民。
（八）争人权争民主的维权活动
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大地上兴起了一股维权的浪潮，维权主要是维护人权，包括财产权和其他的公民权。财产权乃基本人权，财产权和生存权息息相关。人们一旦失去了财产，衣食住行都要依附于当权者，那就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可言。
五十年代，中共夺得政权后，通过土改、公社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公民的财产权，在这之后公民的私人财产几乎荡然无存。私人企业也被做为资本主义，一度彻底消灭。从而形成没有私产，只有公产的天下，国家是中共推行专政的国家，人们的工作单位、劳动场所，都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之中，广大的民众，为了生存，只能匍匐在极权淫威之下。
对中共高层的倒行逆施，谁敢说个不字？小小百姓稍有不慎，冒犯当局，就会丢掉饭碗，失去栖息场所、生存的条件，甚至被关进牢房。
满清末年和民国时期的宪法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中共建国后制定四部宪法其中都没有这项内容。中共建国55年之后，才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添上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谁都知道，这对一般平民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当局要保护的是官员及其子女的财产。广大农民使用的土地，不是说征就征吗？农民对自己的命脉——耕地有什么权利？六十年前高喊许诺的“耕者有其田”，那只是骗人的口号，现在是“官者有其田”。
居民住宅是私有财产，现在说拆就拆，私房业主有权讨价还价吗？将私人住宅拆了建商品房营利，这本是业主和商家讨价还价的问题，现在竟变成了业主与警察和官员的对峙，这是保护私有财产吗？这不是暴力抢劫是什么？这种现象即使满清末年也是很少出现，现在则是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有人说“官商勾结”，他们就定人“煽动颠覆政府罪”，这种专制较之满清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的暴政压弯了多少文人的脊梁！满清末年中国有很多私人报刊，现在很难找到一家了。有人问满清末年文人的骨气，为什么百年之后很难看到了？这要从一党专政和消灭私有制中去寻找答案。
时至今日，物权法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很多政府官员，仍然延续过去土地和住房是公有财产的思路，随意改变土地的使用、决定住宅的拆迁，从中谋取暴利。在中国“公有”早已是官有的代名词。由此产生了以捍卫私人住宅产权，反对暴力拆迁的维权抗争，有了层出不穷的钉子户。有的甚至以死抗争。
在农村则有捍卫耕田使用权的抗争，全国很多地方官商勾结，将农民的耕地或宅基地，转手倒卖从中牟利。如青岛郊区强征农民果园耕地3000亩，官员以每亩七千到一万二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再以每亩二十三万到二十五万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再以五十万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环节。（注3）据报导，2006年国家的土地出让金已经达到7600亿，（注4），上海市检察院在新周发布会上宣布，房屋拆迁已经成为上海市职务犯罪的“重灾区”，（注5）日前发布的2007年中国500富豪榜中透露的资讯，在500富豪榜中有128人是从事房地产。官商勾结要把房地产业变成了强取豪夺的富人俱乐部。
这些事实都说明，一党专政的特权，以土地公有之名，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居民的房屋产权，是官员贪腐，开发商暴发，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据社会科院2004年保守估计，约4000万农民被夺去土地，陷入难以为生的困难，农民的反抗都遭到政府施加暴力，动辄出动警力镇压，农民哭诉无门。（注6）
（九）农民正在为土地所有权而战
中国的农民在合化之前，享有土地所有权，这种权利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丧失，农村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所有，土地的转让，处置由官员们决定。从此中国的广大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任由官员们宰割盘剥。
残酷的现实唤起农民的觉醒，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不少农村，已经发出归还土地所有权的呼声，黑龙江富锦4万农民宣告被官方低价抢夺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陕西原三门峡库区，约7万回迁农民，也宣布对现承包的15万亩土地和被官员霸占的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的所有权。
天津市武清区八千多农民联合起来，2007年12月18日正式向区政府宣告，被霸占的9000亩耕地“实际上是为官员自己捞钱服务的，”现在要将其收回，重新分给各户。
最近我去北京市郊访问农户，得知这里的居民也正在维护自己的宅基地的所有权，耕地的使用权而抗争，抵制政府的抵价强行征购。有些征购是在打着绿化公益的旗号进行的，实际是为了开发商建写字楼。其中政府、官员、开发商得到多少利益当然是保密的。
几年以前的济南市郊区党家庄镇殷家林村和党西村的农民就奋起利用上访，竞选村主任的形式，追究官员的卖地赃款，要求归还农民土地转让的自主权。经过了八年抗争。打头者周长青等一度入狱，一审被判处八年徒刑，（后改判一年半徒刑），出狱后，村民仍将他推举为领袖，继续从事围绕土地问题的抗争，2003年终于被选为村主任，至今历经选战，屡战屡胜，他已经连任三届殷家林村村主任。
中国亿万农民向官方讨还耕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的战争，是伟大战争的一部分，只要官方克制这就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十）大学生的觉醒和抗争
1987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被血洗之后，学生领袖遭到通缉，被开除，教师被整肃，一段时间大学生比较沉闷。
进入21世纪，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在增长，大学生追求自己的尊严。他们反对单一意识形态的灌输，反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他们的声音通过网络表达出来。
2004年北大关闭一塌糊涂网站，与后来关闭清华BBS，都遭到过一些大学生和教授的反对。
在2002年和2007年的两届基层人大选举中，大学生不但用多种方式对官定候选人表达了不满，而且在有的高校还参与了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或助选活动。
2007年大学生的不满及反抗心态时有表露，如12月25日平安夜，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为了反对权贵们在校区横部直撞，一刹间聚集了上千学生，群情激愤，声讨肇事者，当肇事者说：“我要拿出证件来会吓死你们”。大学生并没惊恐，而是更加大声地谴责。学校派了保卫处的干部、教务处长出面劝阻，都被学生哄走，最后到了半夜，才出来一位副校长答应学生三个条件：1：保证依法处理，2：保证改善学校交通，3：保证不追究学生的责任。学生讨回了公道，才最后散去。大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追求自由民主，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正义感，使命感，他们不甘于被陈旧意识形态束缚。他们居住集中，资讯丰富。而且有一批先知先觉的教授的潜移默化，应该相信中国的学生运动会再次兴起。
（十一）很多方面不如满清
满清末年和民国时期的宪法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但中共建国后50年宪法其中没有这项内容。满清时期是专制，1949年后的专制在很多方面超过满清。满清的钦定宪法中有保护臣民的迁徙自由的内容，而中共现在的宪法中却没有这样的条文，一党专政的户籍制度，化地为牢，把农民捆绑在“人民公社”里，公社成了奴隶庄园。1958年后饿死上千万人，却不准饥民外出乞讨，哪个专制朝代能做到？
满清的科举制度，选举官员，公平，公开，公正，对考试作弊的官员严惩不贷，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惩处过几个作弊者？国家很多公务员的招考条件中规定非共产党员不取，报名者颇多，甚至在2008年招公务员的公告中，“中国民主建国会”招考一名公务员，也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注7）！而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在招考公务员的信息中规定报考者必须是该党成员。中共要控制“民主党派”，将其塑造成“政治花瓶”的意向昭然若揭。2008年公务员招考规定必须是中共党员才能报名的还有“司法部”“农业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科协”的一些职位。
这是对数以百万计的非党员大学毕业生的歧视，有血性的大学生对此不会漠然视之。
请问中国当局，满清科举制度有没有规定进京赶考者必须是皇党成员，必须是皇子皇孙？中共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是要维护中共党员培的贵族地位，使他们享有更多特权，让他们为专制制度卖命。
自从实行公务员公开招考制度之后，几乎年年都有公务员热。2008年招考国家公务员，报录最高比例是农业部，该部综合处科员只有一个录取名额，在报名结束前两天竟有3167名报考人员通过审核！（注8）公务员热是是中共一手制造，公务员福利高，工资待遇好，工作稳定，没有失业的危险。不少职位非中共党员不取，使国家的大量财富花在了这些名为公务员，实为中共的党务干部身上，这是为了培养一大批养尊处优忠于中共的官僚，巩固中共的统治。
现在新加入中共的党员，有几个还有共产信念？有的大学生在三年级时，就急着申请入党，公开说“我想考公务员”，为了考公务员而入党，这在高等学校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文科班级，几乎个个要求入党，不要求入党者成了异类，中共的公务员考试牵住了大学生的牛鼻子，绑架了大学生。
（十二）很多方面不如民国时期
2007年11月我竞选区人大代表，在山大校园展示竞选看板，散发传单，与大学生见面。一个大学生当着很多同学问道：“孙老师，我们国家现在有八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笑着回答：“他们都是在1949年以前成立的，1949年之后中国没有再成立一个民主党派。”其实这个同学很可能是明知故问，是让我借题发挥。我本人就是民主党派成员。关于中国党派的历史我也略有所知，4年前我去台湾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张玉法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民国初年的政党》。从那本书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是一个各种党派风起云涌的年代。
1912年元月宣告民国成立，当年十月在民政部备案的党会就有八十五个，各省的政党就更多，当年11月，广东就有党会一百七十余个。该书作者估计民初政团达“三百有余”，可见民国初年有极为充分的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只从这些方面来看，辛亥革命也是功不可没。他和后来的所谓“革命”不能相比。
在这之后的民国时期，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有新的政党成立。留在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只是其中的少数左翼而已。这八个党派中有六个成立于1941年到1947间，一个成立于1930年（农工党），另一个成立于1925年（致公党）。
为什么1949年之后，经过近六十年时间，中国没有再成长一个“民主党派”？这说明中共一党专政不为国人留下产生新政党的土壤。1949年以后，凡有准备筹组政党者，皆以“反革命集团”“颠覆罪”论处，不知判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1978年我在济南劳改支队服刑，同室难友程昆廉，就是在1959年组党被判死缓，他一家三口因组党被关进了死牢，父亲死在监狱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省份组建民主党，到省民政厅登记，打头的抓到就判刑，这就是“新中国”六十多年来没有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原因。
民国时期有很多私人报纸，有的大报对执政党采取反对态度，对当局批判揭露多于赞扬。如当时的《大公报》《文汇报》，但是1949年后，经过改造，全国的大报一律成为党报。直到现在全国有几家私人报纸？还是储安平先生在五十年前讲的对，民国时期，自由是多少问题，1949年后，自由是有无的问题。我们如果认真看待历史，就可以明白，1949年后的专制超过民国时期的专制。
（十三）对民主化应有坚定的信心
回顾中国民主与专制的战争，环顾世界，我们应该对本国民主化具有坚定信心。
东欧国家和原苏联，曾组成强大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几乎一夜之间专制解体，走上民主道路。为什么貌似强大的专政机器，会如此快崩溃？这是因为极权统治，违背世界潮流，因为国内有反专制争民主的力量。
有人说，中国和东欧不一样，那里有欧洲文化，有西方文明，中国不能搞西方民主。我说，搞东方民主也行，印度在六十年前走上民主化道路，台湾在二十年前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台湾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他们的民主是东方民主，他们的经验完全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但是我国高层却极力地封锁东欧、原苏联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
十四年前，我从台湾访问归来，介绍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院士到山大来做报告，学校的分管校长表示欢迎，报到省里，回答却是不准介绍台湾经验，不能做报告，客人马上要进门，学校为难，最后变通为开座谈会。
讲台湾经济经验都不能得到批准，何谈政治改革的经验呢？中共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充其量，他们讲的“改革”也只是经济改革，而且是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讲的“开放”只是经济科技的开放。政治上是绝不开放的，外国及港台的报刊、书籍、媒体、网络能对国内开放吗？我在香港出了三本书，海关查到就当禁书没收。海外和港台的广播、电视、网站都被严密地封锁。香港亲中共的凤凰台也是只准北京、深圳转播。国务院的文件规定，(注9)公民安装接收卫星电视的天线要罚5000元以下。现在的中国，政治上仍是闭关锁国，外界民主化的过程，能够启迪民智的世界遗产，各国共产极权的罪恶行为（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北朝鲜极权的残暴）当局都是极力的封锁，学术上禁止讨论。
为了突破封锁，海外友人创造了系列工具，国人只要有勇气，就能收到不同的资讯。而且人们正在用香港自由行、台湾游、海外旅游的机会，去观察自由世界。更可喜的是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很多热心者，通过复印、光盘、口耳相传，把被封锁的资讯传给了基层大众，使得觉悟者日益增多。
（十四）打压成就反对力量
中国当局的各种打压，正在制造他自己的对立面，他们残酷打压法轮功学员，使得这个群体走上了坚决反对极权的道路。其中有很多人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有的是1949年前入党的老党员、退离休干部，他们的思想转变，来自于中共的打压、暴行。
上访大军，本来只是恳求当局给他解决冤屈、不平，但是看到的却是当局不把他们当人看，日继一日，他们终于觉醒，把上访当做示威，互相串联的，站到了极权的对立面。暴力拆迁，暴力征用土地，也培养一批觉醒的民众和组织骨干。
专制的打压培养了反抗专制的大军，这个大军的扩大过程，就是专制解体的过程。
1949年后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有大的战役，也有小的战斗。表面上看多是专制当局一方获胜。但是他们在道义上、法律上是失败的。他们行使专政权力，必然遇到舆论的谴责，会留下一笔违法的账单，会唤起一些人的觉醒，会锻炼一批与他们继续抗争的力量，会逐渐消除一些人的恐惧感。判刑、软禁、传唤、押回原籍、训诫，这些做法对某些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当儿戏。
但是像这样的抗争继续下去，日积月累，民主的力量、权利意识会不断壮大和增长，专制的势力会不断孤立，民主与专制的战争的最后胜利者肯定是民主势力。只要有这个信念，不断去争取，不断地动作，曙光应该就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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