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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公司意味着民间的财产自治，是前30年的一个显性的社会结构改变。那么信仰的复兴与信仰人群的大规模自治，就是前30年留下的一个隐性的社会结构改变。这两者都是30年最伟大的遗产之一。中国的复兴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隐性的信仰复兴，在未来的显明。并日益构成对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道德驱动力和道德约束力。信仰自由的追求者，尤其是浮出水面的中国基督教会，也将和那些财产权的捍卫者一道，至少在道德的和社会学的层面上，构成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
信仰与道德标准的复兴
美国宪法前言说到立宪与建国的目标，“establish justice”和“secure blessing of liberty”，通常的翻译是为了“树立正义，保卫我们和我们子孙自由的幸福”。我在这里回到清教徒的观念和传统里来翻译，第一是“坚立正义”，因为正义并不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人类能做的，是最高的公义在我们当中落实的程度；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清教徒时代首先指的是建立教会，尤其特别是指改教之后的英国圣公会。美国宪法特别以这个词来指称一个与上帝立约，并遵循上帝的公义的国家。就像minister这个词，在18世纪之前多指牧师，后来就在立宪政府中被使用，称之为部长了。第二是“保卫我们及我们后代蒙福的自由”，用柏林的话说是“消极的自由”，但用清教徒的话说，就是“蒙福的自由”。自由不但是消极的，而且在本质上是领受的，和被祝福的。
奥运之的中国走向，若不是为着这样一个理想，就是透过立宪政府，透过信仰与政治、民间与政府的平衡，去坚立正义和保卫自由；若不是为了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真正带回个人生命的尊严中去，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一个比政府更大、比国家更高的社会理想；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复兴。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一定不是被国家的概念所限定的，否则就永远没有真正的复兴可言。
真正的复兴，一定是正义与自由的复兴。不然你再有钱，也只是四川话说的“雄起”。
我举一个公义及其标准的例子，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西方文明是一个约的文明，信仰上的圣约，政治上的宪约，和私人间的契约。复兴，就意味着毁约和作假见证，永远都是一件最严重的事。但在中国，不但是最日常不过的事，而且在道德上甚至是逐渐被谅解的事。复兴的指标不是GDP，而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包括商业道德，这是正义在个人生命和市民社会中的落实程度。举例来说，几年前知识界曾讨论伦理底线的问题，先是必须说真话；后来退一点，只要不说假话就行；再退一点，说“白色谎言”也可以；到最后，只要不故意造谣陷害人就好了。我觉得这实在很悲哀，这个社会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毫无底线可言了，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落在人类普世的最低文明指标之下。摩西十诫的第八诫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英美法庭上的证人宣誓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誓词应当清楚地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说出真相”，第二是“说出全部真相”，第三是“所说全是真相”。什么叫不可作假见证，这就叫不可做假见证。什么叫不说谎，这就叫不说谎。从来没有一种被妥协的道德。我们做不到就要承认，但你不能修改这个标准，然后说我做到了。就像你不能修改复兴的标准，然后说我复兴了。
我在大学里教书，一直都有一个挣扎。大家知道所谓体制内的职业，每一年你都要填一个工作鉴定，里面一定有“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我要怎么写。以前的做法是不说假话而已，从18岁开始，我就从来不会写我拥护谁、学习谁的讲话之类狗屁不通的话。但我也不敢说真话啊。通常的做法是写一两排很大的字，把空格占满。但有两次系里领导说这不行，叫我重填一份，不过又多写几个字，把字体稍变小一点。但是消极抵抗从来不会带来消极自由。我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生命中的屈辱感和自我的丑陋。直到最近3年，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愿意从自己开始，来践行道德的标准。我虽然常常做不到，但我以“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所说全是真话”为上帝对我的呼召。在学校里面，我是以一种随时可以离开的心态待着。上周我刚交了06－07年度的“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是这样写的：
最后，我不知道中国的复兴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个人应当做什么，每个灵魂要复苏，每条街道、每间教会、每家公司、每个家庭都要复兴，这个国家才可能复兴。让我以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政治哲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的一段祷告，来结束我的发言。在二战期间，每一位美国海军士兵，在出发前都会拿到一份这样的祷告词：
我的上帝，请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谢谢你们，祝福你们。
2007-12-11日，于广州、南航明珠“中国式复兴：奥运后的中国走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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