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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原
律师和医生，一个代表法律，一个代表良心。两个职业，是社会精英最为向往的职业之一。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律师和医生，其遭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不得不归咎于社会制度的差别。
在美国，律师的工作，小则替人打官司，大则为国家立法，地位和收入都非同一般。医生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高薪职业。
同样两种职业换个环境到了中国，就大不一样了。中国的律师，尤其是维权律师，其悲惨遭遇是有目共睹的。他们非但帮不了自己的客户，自己反而被黑白势力共同迫害，轻则挨打受辱，重则入狱受迫害。高智晟、郭国汀、郑恩宠、李和平、李方平、许志永、李劲松、腾彪、郭飞雄、陈光诚……他们只因为接下一些政府不喜欢的人的案子，坐牢的坐牢，被打的被打。连他们这些人都受如此对待，可以想象一般的平民百姓的遭遇是何等的悲哀了。房屋说拆就拆，移民就得移，征地就得贱卖。现在风起云涌的农民抵制土地“公有”的维生运动，其成因就有律师缺失的缘故，因为律师根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政府也不允许。
一个以党的意志为法律的社会，律师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宣东说，“他感觉最糟糕的日子，是觉得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木偶法官。坐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庭，他代表着受谴责的司法的最后希望。他私下痛恨用橡皮图章去核准那些本不至于要判死刑的人。他明白，这些人往往是被酷刑逼供而‘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当律师因为挑战党的意志而被殴打，被拖出法庭时，他往往要保持沉默。”他还说，他曾看到法官为了让律师闭嘴，居然用胶布把律师的嘴粘起来。有的法官还掐着律师的脖子，让律师同意放弃诉讼（见 LA Times: China shows caution on executions，中文见观察网：中国谨慎用死刑受关注）。这种用文明外衣掩盖下的野蛮，根本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
再看看一些法院，庭审如同赶集，法官不穿制服，中途还打电话，把人晾在一边（见观察网“四川庭审像赶集”）。当法官的不称职，当律师的又不准称职，难怪那么多人要不远万里，冒着被截访、被殴打、被劳教的危险，跑到北京上访。
再说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居然也是个高危职业。病人动不动就对医生要剐要杀。前阵子，深圳有家医院的医生，还要带头盔上班，以防病人寻仇。这不是夸张小说情节，搜索一下就看到了。病人杀医生、大闹医院的案子也不时出现在网络和其他媒体。这种提心吊胆的工作环境，使不少医生心灰意冷，宁愿改行做其他工作。
另一方面，中国不少医生缺乏医德，医疗制度腐败，也造成了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甚至仇恨。病人花钱看病，还要送红包；本来可以用国内的平价药治病，却非得给病人开高价进口药。医生既要为医院，同时也为自己创造收入。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确切地说，这是医院的“制度”。病人成为这个医疗制度下的被宰羔羊。所以，当出现病人闹医院的事情，网上看到的评论，几乎都是同情病人的发言。
此外，对法律的不信任，也是造成病人冲击医院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医生开业都都要买保险，发生医患纠纷，病人会去找律师寻求帮助。在中国，有多少人相信法律、依赖法律来解决问题？即使诉讼赢了，那区区几千几万，根本抵偿不了病人的生命和健康。
当然，美国的司法和医界也有黑暗的地方，但相对完善的制度，可将这些问题限制到影响最小的程度。律师和医生，是法律和良心，反过来也是“乘人之危”的高收入行业，让人又恨又离不开。但是，美国的穷人，看病是免费的。付不起医疗费，可以分期付款。再说美国的医生都经过多年严格的职业训练，收费虽高，但提供的服务是一流的。所以，病人对医生，也就少了几分深仇大恨。
在文明国家，医生是独立的群体，救死扶伤，与政治无关。但在共产国家，医生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文革，红卫兵把人打得奄奄一息，可以命令医院不予抢救；在今天的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医院要执行政府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无数胎儿被医院残杀，其惨象不亚于中国人描述日本人当年如何烧杀抢掠的情景（见观察网，若兰：人祸——计划生育运动手记）；为了取得人体器官做移植买卖，医生跑到刑场去抢尸体，内脏、皮肤、眼角膜，最后送入焚化炉的仅是一具血肉难辨的一团东西。看到天津武警医院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的这些证词，胃里总会翻江倒海。当美国人为注射执行死刑是否真正人道而争论不休时，中国已经决定用注射来取代枪决，“人道”地执行死刑，但却对医院、法院抢掠囚犯器官的行为，不加制止。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换肾的圣地。
医生在中国先是被剥夺了独立的特质，而后又被暴力政治摧毁了医德，再被当作摇钱树，因而中国的医生群体几乎成了一群赤裸裸的经济动物，这必然就和文明国家的医生群体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律师不能护法，医生不能载德，借用胡紫薇的“新年献辞”来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能成为大国。” 一个恃强凌弱的政权，怎么能建设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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