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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太阳联合报登过一篇文章，讲了个有趣的故事。
澳洲的牧场，通常是用电网把场地圈起来，在某处留个缺口装上栏栅门供主人开启进出，牛群羊群就规规矩矩圈住了。
有个养牛的农场，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留两个进出口让车辆和人群随时通过，栏栅门不适用。主人颇费思索想出了个两全之计，他在出口处做了两个旱桥，桥面木栏栅的间距大于牛的脚蹄，车辆人群可以自由来去，牛的脚一踏上去走不了几步，蹄子就会陷进木栏栅，笨重的身体使他们根本无法自拔，常常痛得嗷嗷叫，要好一阵才有人来解救。皮肉挂彩算小事，脚给蹩断也时有发生。
起初，这只牛试了那只牛试，还是不断有牛想钻旱桥的空子投奔自由。结果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每当这种事发生，受伤牛恐怖的惨叫声，传得很远，所有的牛都能听到。
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一只牛胆敢走上那座旱桥了。
牛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出来了。小孩的脚和女人的高跟鞋被旱桥无情地蹩进去，也会受伤，如果不小心掉下东西，拣起来也不容易。
想出了个更聪明的办法。他们把桥拆除，把地填平，画了座旱桥在上面，一根一根画的木栏栅以假乱真。
牛群甩着尾巴站在远处观望，不敢越“旱桥”一步。非但如此，连生下来的小牛也一样，他们站在父母身边，一步不敢向前跨越。
牛们一定有牛语：孩子啊，别！
动物的恐怖可以传染，往往通过痛苦恐怖的惨叫，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
画的旱桥一直起着真旱桥的威慑作用。
人难道不是一样？
回忆我的恐怖，最早是五一年初镇压反革命，经常枪毙人，杀人的大田湾广场就在我家不远。听见一连串枪响，第二天报上就看到照片，一大排人身子往前扑倒，双手捆绑在背后，少的二三十人，多的八九十个。晚上走过大田湾就想起被杀死的人就想起鬼，恐怖得直往人群里钻。那时我十岁。
不久，重庆铁路局打虎队三男一女，每天来学校逼迫我交待父亲的“贪污”罪行。几个星期下来，我对这四个大人已经恐怖得谈虎色变。
在《自由神的眼泪》里有一段记录：
“五二年初的一个夜晚，谢妈妈把我喊到后院天井，当时正值隆冬，我穿得很多，外面还套了一件黑色的狗皮大衣，相当暖和。谢妈妈轻声告诉我：‘家贞，今天晚上七点半，铁路局那六个人要来看你。’这一生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被吓成这副样子，那就是我自己。我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周身顿时发冷，剧烈地颤抖不停，两排牙齿狠命地咯咯咯打架，好像上足了发条，怎麼也停不下来。”
我的恐惧就是从孩童时期开始的。后来的恐惧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因为恐惧得“皮厚了”，恐惧得产生了“抗药性”，以至于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恐惧了。
八七年我来到澳洲，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发现，我还在恐惧，它始终在那里。
九一年，父亲读了报上登的消息，他从美国洛杉矶写信来，告诉我他想去美国国会当证人，他知道四川省二监和新生劳动工厂都出口劳改产品。
我一听，吓得半死，写信嫌太慢，我马上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质问：“难道你认为我们一家人，特别是几个弟弟还被你、被我整得不够惨吗？难道你想把他们的下一代再同样地整一遍吗？我们再不小心，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父亲放弃。
其实，这是父亲和我的共识，我们出国前就对自己作好了规定。
父亲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三十五年，千方百计出了国。本以为就可以对深恶痛绝的党说“不”了。可是出国十四年，直到他逝世，父亲一直保持沉默，不敢有所作为，恐惧始终盘据在他心里。七十五岁的父亲，只舍得花一、两元钱买二手衣鞋穿，他甚至拣垃圾桶里的面包吃，“六•四”血案后，他捐了不少钱给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也只敢阴悄悄进行，一大包帐单收据，是他逝世后我清理遗物时发现的。
自由世界里还是不自由，因为恐惧。
我在澳洲，躲在“防空洞”里十几年，不愿意结交朋友，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曾经坐过牢。惧怕党整不了我，去整我的弟弟。
六四一周年的某上午，我悄悄去墨市礼堂听万润南、吾尔开希纪念六四的报告，还递了个询问天安门屠杀人数的条子。当晚，分租房子的室友从她房间里跑出来，齐家贞，我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你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没发现有人录象！再一想，她是新加坡人，不会检举我，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上班，一个同事说，Helen，你当明星上电视了。我倒抽半口气才想起他是澳洲人，不怕。
九二年，我带着女儿一起去听吴弘达作报告。他先提了个问题：在座的人里有没有劳改过的，或者有亲人劳改过？有，请举手。
我转过头望会场，看看有没有别的人和我一样劳改过。转回头，却发现我十二岁的女儿出卖了我，她举手望着我好生奇怪，为什么妈妈不。
九九年去美国参加了吴弘达主办的“劳改研讨会”，我图痛快劈劈啪啪发了个言。跑回墨尔本假装没事，一字不提，还但愿领事馆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年，香港出版了我的《自由神的眼泪》，我既希望此书广为人知，又不想墨尔本人发现此地有个齐家贞。
两千零五年初，我参加了大纪元报举办的九评研讨会。走在路上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去！发言还是不发言？不！
我没管住自己，发了言，不是小发，而是大发。要发就发个痛快，发个彻底！讲的题目就是“我还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时，我有一种完蛋就完蛋的冲动，豁出去拉倒。惧怕了半个世纪，我还有多少年好活，难道要惧怕到死？不行，我懒得怕了。
恐惧的程度在慢慢减轻。但是，别以为，我就一点不恐惧了。
不是的，它依然还在。
反动面目大暴露后，我开始心虚，不敢再去墨尔本领事馆办签证，怕那些官员认出了我，给我看他们恶狠狠的面孔，这会使我想起我二十岁时的审讯员王文德，还怕他们把我的护照从窗口扔出来……
奇怪的是，像牛们的恐惧一样，它也传染给周围的人，哪怕他们不曾恐惧过。我特别要说的是我的老公，一个土生土长神经正常的澳洲人。
他叫伊恩，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已经十三年，我内里的恐惧是怎样一点一滴传染给他的，我自己也搞不清。只知道我毫不隐瞒我个人、我父母亲和四个弟弟的一切。他是我《自由神的眼泪》英译本（由我女儿翻译）的第一个读者，读完了整本书。
想不到，这些，竟然使他的恐惧症比我更严重。
两千零四年六月四号，我建议伊恩和我一起去墨尔本领事馆前，参加晚上七点半在那里举行的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烛光纪念会。刚把加油站卖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集会，以为伊恩会很乐意前往。岂知他说，噢，我才不去，他们要录象。你们去的全是中国人，他们一眼就把我这个大鼻子认出来了。我问，认出来了，又能把你怎么样？他说，我还想去中国旅游，他们不给我签证。
嫁给他以后，只要我离开澳洲，他就开始不放心。早几年，我回过几次中国，他每晚一个电话，弄实在齐家贞没给communism(共产主义）抓走。有时候去了别的国家，不方便打电话，没听到我的声音，他就开始紧张，就觉得预后不良。一次，我去香港参加书展，有的事想确定后才电话给他，他等不及了，请我朋友打电话到香港明报出版社打听我的下落。这边讲国语，那边讲广东话，谁也听不懂谁，他急死了。
怎么劝解他，齐家贞是smallpotato(小土豆，小人物），他们的注意力远远轮不到我身上，伊恩就是不信，就是停止不了恐惧，“好像上足了发条，怎麼也停不下来”。
今年七月上旬，我去非洲塞内加尔达卡参加国际笔会年会，开会、路途、在伦敦的耽搁，总共十二天没给伊恩电话。当我打给他时，满以为这么多天才收到电话，他一定非常兴奋快乐，没想到传进耳朵的是一个病人的声音──伊恩紧张焦急得几乎相信，我已经给中共绑架了，差一点去警察局报警。
至于平时，电脑有细菌出问题，他相信是共党在搞鬼；车停在加油站前人留在车里写东西、有人拍我们店的照片，他怀疑是特务在搜集资料……
难为这个“皮还没练厚”、尚未产生“抗药性”的澳洲人，一个被我戏称为“大象”的巨人，染上了恐惧症，恐惧得比我这个小女子还厉害。而且，他或许和我一样，也将恐惧一辈子。
在中国的恐惧，来自于真的“旱桥”。
在澳洲的恐惧，来自于画的“旱桥”。
真的“旱桥”画的“旱桥”拆除了，脑子里还有想象的“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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