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行进的轨迹已经镌刻进人类的历史；这30年，有意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自发努力、自生秩序交错纠缠、相互激荡；这30年，我们既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30年之后回眸，原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近、又遥远和陌生。 身在改革开放未尽的过程中，身在一段复杂的历史中，却力图对它审视和反思，这既冒险，又必要。 一、背景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迟早都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因为，虽然与战乱、革命时期相比有振奋人心的业绩，虽然依靠对农民压取资金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保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疲软和停滞总会到来，落后和贫穷不能靠口号与宣传遮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理论上是“国家的主人”与他们实际上无权受压形成尖锐对照，官民关系日趋紧张，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任何执政党既然好不容易夺取了政权，第一要务就是设法永久掌权。对权力的敏感使得对现实敏感，对问题和弊病敏感。尽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根深蒂固，或者变革的尝试是变本加厉，“拧紧螺丝钉”，但宽松人性的方法始终作为可能性存在，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成功的经验，同一体制、同一阵营中还有大胆的探索者。 中国将近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彻底扼杀人们经济追求和生产的动力，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号令抹杀多样性和主动性，以“自力更生”的政策搞闭关锁国。文革中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文革以“群众路线”为欺骗和动员的口号，以大规模镇压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为结果，逼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追问“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在惨痛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面前，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还可以沿着老路前进。然而，急匆匆地“向前看”和宣布“新时期”的到来使得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浅尝辄止。 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样，它以江山为指归而不以理念为指归；第二，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受上层思想、路线、权力布局等制约多，受社会情绪制约少；第三，它的进程始终充满张力和内在矛盾，比如在作为政治动员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经济上的灵活多变与政治上的坚持不变之间。 二、启动 改革开放打上了邓小平强烈的个人印记，以至于不论从开始还是到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谈论“邓记”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启动，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停顿甚至回潮时，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重新启动。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在1949—1966年对强硬路线的奉行和坚持，使得他不像胡耀邦等人，对于“背叛革命事业”、“动摇党的领导”等怀疑与攻击有很强的免疫力，这与反共老手尼克松反倒容易与中国结盟是一个道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韬光养晦”、“不争论”等等，都在关键时刻为指明方向和划定界限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它使得在权力角逐中党内正统派对文革既得利益派取得迅速胜利，它还宣告了毛泽东的话是绝对真理、永远正确时代的结束，宣告从此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勾勒出了邓小平理论的大致方向和基本思路。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1956年、1959年和1962年的3次尝试都遭到失败。这一次的成功是改革开放路线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新路线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胜仗，它使改革开放赢得人心，取得声势，它表明改革开放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一致。 如果要谈改革开放的“光荣与梦想”，那么最值得缅怀的岁月大概是1978年。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解放，有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到来，打碎精神枷锁的兴奋；从经济、生产方面看，农民从扭曲的公有制、实质的人身依附制下获得解放，他们提供的丰富产品使人们感到长期清苦的日子即将结束。 三、80年代：在拉锯中前进 人们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印象和记忆，总体来说是美好的。和后来相比，那时存在对改革开放的共识，改革开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参与的事业。 现在看来，80年代的美好图景具有一定的表面性。由于改革尚未深入，改革的代价问题没有产生，在改革中谁得益、谁受损的分化还不明显。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许多民众心目中，改革开放像乌托邦一样在前面招手，不同的人对它寄托了不同的梦想。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相媲美。 改革开放的凝聚力还来自处于领导第一线人物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他们体察民心，顺应民意，了解世界潮流，这时的改革，既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又具有道德优势。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增加。 但是，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复提起，又不断夭折于议论和谋划中。 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是举步维艰，改革派的大将中有人中箭落马，甚至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也被迫出局。 改革开放受到挫折甚至重创是改革深化的必然。改革的初阶具有对于苦难深重的文革拨乱反正的性质，重返正常轨道和秩序不会惊扰某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惯性，短暂的“咸与维新”的局面不难形成。但改革的深入一定会触犯某些人的禁忌，这些禁忌或许是头脑中的教条，或许是既得利益，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入自然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激起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对有些人来说，这不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是“乱子”，是中断改革开放的理由。 四、90年代：改革是怎样成为不可逆转的？ 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一时间，“反和平演变”成为主旋律，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遭到质疑和批判，退回到以前的呼声此伏彼起。 是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这一举动，以及在南方的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讲话，强行中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滚滚前进。形势变化之突然，受到重创之后的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后势头之猛烈，不但使反对改革的人目瞪口呆，连一度哀叹改革开放大势已去的人也大感意外。可以说，新的改革开放浪潮推进之快之远，大大超出了当时最激进的改革要求。 比如，以邓小平南方视察的1992年为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后10年为前10年的10倍以上。 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破解这个谜将对理解从那时起的整个发展走势、理解当前的形势和问题、理解未来的不同路径提供最重要的线索。 邓小平的强势和坚决是一种答案，但是，那只是原因之一，仅仅这一点并不能给出充分解释。因为，在那之后改革开放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自动运行，不再需要行将离世的老人时时驱策。 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如果说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启动的动力源是利益。通过允许政府机构办公司，甚至允许军队办企业、办公司等措施，让与权力有关联的人尝到甜头，或者再说到位一点，把他们之中曾经对改革开放持反对、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拉下水。虽然后来停止了政府、军队办公司的做法，但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可以从改革开放中获利，而且可以获大利，因为权力可以变为金钱。 第二种动力源的威力、持续力和可靠性大大超过第一种，这从对于人性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从形势的发展中更是得到了证明。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初看起来难于解释的现象：在遭到巨大挫折和面临中断危机之后的改革开放，甫一复苏即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不可逆转”是多少改革的志士仁人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目标啊，居然在最没有希望的情势下突然现实了。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利益是不可逆转的，人性是不可逆转的。从90年代中期起，一个改革开放既得利益群体稳固形成，当然，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搞的都不是真正的改革，他们利用改革，败坏改革的声誉。 必须看到，依靠第二种动力源，得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势头，使国家公务员站到了改革开放的一边，但没有得到的，或者说是失去的，是道义感召力和凝聚全民的理想。 面临此景有人说，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当革命胜利，人们高呼“革命万岁”时，同样可以高呼“革命死了”；当改革以不可逆转之势席卷中国时，也可以说“改革死了”。 五、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的现实，使得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使得原来一直就不赞成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也打起社会公正的大旗，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鼓吹旧教条，要求回到旧体制。 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2006年被称为“改革的反思年”，不同的人对近30年的改革开放有不同的评价，对未来有不同的期望。左派重新提起的是老问题：要不要改革？而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提出的新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有人认为“改革的民意基础”是个伪问题即不是问题，或者不是重要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确实，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必须坚持，除了继续改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现在的自由程度、富裕程度固然非常有限，而且分布不均，但毕竟是多与少的问题，而退回去就只能是有与无的问题。这里说的改革，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扭曲了的，作为招牌的改革，而是本来意义的，与我们的初衷一致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简单说来就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没有改革、改革不彻底、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腐败，有人说腐败的根源是市场化，是外国资本的进入，但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例都表明，它产生于权力的滥用和不受监督、制约，而市场化正是抵御权力集中的最根本手段。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分量，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