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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社会已经为城管制度付出了太大代价。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拖泥带水的解决，如果不能在解决城管问题的同时朝着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明确限定的方向迈步，魏文华的血，还有那五个在城管铁拳下受重伤村民的血就白流了。
魏文华惨案把城管制度的存废问题再次推到了全社会面前。说“再次”，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自有城管以来，无论这个机构把靠劳动谋生的小贩锁定为主要“执法”对象，还是其颠覆法与非法界限的“执法”行为，都使社会平添许多冲突，近年更是血案频发。如此现实下，质疑城管制度、要求取消城管的声音越来越高。可是回应这种质疑和呼声的是一系列注定使冲突升级的举措：斥巨资武装城管、建卫星定位系统和信息系统对付流动小贩、建立城管警队，等等。然而，这次惨死在城管铁拳下的魏文华并非城管“执法”对象，而是城管逞凶的目击证人和公民职责的勇敢践行者，没法像打死打伤小贩那样可以倒打一耙，用小贩“暴力抗法”堵悠悠之口。
面对社会的广泛质疑和追问，终于，国务院法制办出来说话了。据1月17日南方周末《天门事件再拷问：城管到底废不废》一文透露，就城管机构的存废这一关注焦点，法制办协调司司长青锋称：“把城管撤消，其他的行政机关去管理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仍然有这样的冲突？”在他眼里，城管是改革的产物，主张“既然是改革的产物，那么只能以改革的心态看待城管，通过调整法律由人大的授权、调整城管职权、完善执法程序等对它进行改革。”
看来，这位国务院官员似乎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第一，“其他行政机关去管”——管什么？拆迁打先锋？像这次五十个准军事化装备的城管去对付为自己生存环境而抗争的村民？为了权贵方便、养眼，为了官员脚不着地的城市理念而取缔一种自古以来合理合法的经济活动，剥夺一个庞大群体劳动谋生的权利？——如果为了这些，任随什么机构出面“管”，冲突都不可避免。因为，权力之手伸向了不该伸的地方：对公民劳动方式或者说经济活动方式滥加干涉、设置障碍，属违宪行为；像拆迁过程中惯常发生的对公民财产的破坏、抢掠，属刑事犯罪。如果是政府该管的事，有足够多现成部门。拿小贩经营的问题来说，有工商局去解决，当然，前提是工商局不要变异成收费局，竖起一道道高耸的“钱”门槛制造出无照经营问题，而是摆正位置，认真履行服务和监管职责。
第二，是不是改革产物，要看改革方向是什么。就政府机构改革来说，“职权法定”以及精简机构和人员是正途。这也是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反复承诺的政府机构改革目标。城管偏偏是这个背景下横生出来的机构，其职权无界、无定与职权法定目标相悖；其产生和膨胀之迅速，连乡镇也有了城管队伍，对机构和人员精简目标来说，简直是一幅讽刺画。关于城管蔓延膨胀，我无法提供关于城管人员的准确数据，但从我家附近一条次要街道每天有几十个城管出没来看，这个队伍之庞大可窥一斑。
在两个基本方面都跟政府机构改革目标背离，算哪门子改革产物？而且城管一创造出来，就跟小商小贩、擦皮鞋摆地摊的底层民众的生存构成事实上的直接对抗关系。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这种谋生方式。创造出城管并把城管置于这个位置，无疑是对法律的挑战和对法治原则的破坏。说到法律，顺便提及近两年见报率相当高的“小贩暴力抗法”一说。每当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后，此说便会出现在主流媒体。然而，一方面，无任何有效法律为驱赶和禁止街头小贩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小贩实施驱赶和禁止的城管，究竟是不是适格的执法主体，一直都是问题。何来抗法？这一说法本身就暴露了官权玩弄法律的现状。原本，对公民，法无禁止便可为；对政府，法无明文无权干涉。但现实中常常颠倒了。
第三，城管的问题通过“授权、调整、改革”就能解决吗？调整、改革，其对象要有可调整性、可改革性。如果本身不仅合法性成问题，而且其存在标志着对底层民众劳动谋生权利的打压职业化、体制化，这种撕裂社会的性质是“调整、改革”能改变的？这里纠正一下，说“打压”并不准确，事实上是对底层劳动谋生的庞大群体的战争。这可不是夸大其词。魏文华血案发生后召开的那个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会后“鹰派”“鸽派”的总结就暴露出城管对自身的荒唐定位。城管面对的不都是民众吗？怎么用上了对待并非友邦的他国的方略？这于下意识中透露出城管及创造者心目中，小贩就是打击对象。
至于人大“授权”，倒是可以解决城管的合法性问题。然而，人们对城管制度的质疑不光因为可疑的出生，更因为出生以来呈现给全社会的面目。魏文华下车时对同事说的那句话“城管又在打人了”，其实道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暴力已是城管机构的惯性。这种惯性岂是通过授权能刹住的？名不正言不顺尚且凶猛无比，有了合法授权，怕是只会变本加厉。
社会已经为城管制度付出了太大代价。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拖泥带水的解决，如果不能在解决城管问题的同时朝着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明确限定的方向迈步，魏文华的血，还有那五个在城管铁拳下受重伤村民的血就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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