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超高指标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在全国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教科文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一向严谨的科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提出一系列的高指标。1958年2月，批评“反冒进”的南宁会议刚刚开过，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郭沫若说：现在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愁地无用武之英雄。

在会上，一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当场就提出了本所的跃进规划。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负责人提出，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来掌握世界上光学机械仪器方面的主要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开始制造新仪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与世界先进水平犬牙交错地前进。石油研究所负责人表示，在五至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会上也说，在我国实现呼风唤雨、普遍应用电能等远大理想，现在就要考虑进行准备工作。例如水利方面实现了农业纲要后，就可以基本上免除不太大的自然灾害，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如台风，也可以应用人工气象控制的科学方法来控制；水雨量的多少同样可用人工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云雾物理学。他还说，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这年5月15日，也就是八大二次会议尚在召开之际，中科院向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项目有18项，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科学事业争说大话

在195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创制的产品有七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其中，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对于半导体晶体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它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高。此产品是这个所在20天内突击完成的。化学所研究出了“尼龙9”，而国外还没有正式生产。地质所对于岩石分析、钶钽铁矿分析、独居石分析、锂云母分析等研究成果以及远距离操纵，自动化研究所的无触地远距离信号设备、脉冲频率制远测设备“也大大超过了英美水平”。

7月1日这天，中共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些成果中，有应用物理所的半导体晶体管、晶粒取向矽钢片，化学所为研究海水淡化而研制的离子交换机，原子能所的钳工万能机、金属三级油扩散真空抽气机等。

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坚硬，钢铁像陶瓷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总之，科研人员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能不能想到又是另一回事。“大跃进”时，不是流行一句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么？

不过，对于上面这些报道，千万不要去较真，此时各行各业都在大刮浮夸风，大放“卫星”，就连神圣的科学事业中也出现了吹牛皮、说大话的现象。此时，如果谁仍在强调实事求是，谁就会被认为是保守落后，就连一些科学家也卷进了放“卫星”的行列。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这些“成果”，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不顾老教授的公开反对，通过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取得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间，北大订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半年之后，北京大学对1958年科学“大跃进”中完成的达到“国际水平”的227项科研项目中的186项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发现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说明的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4项，占检查项目总数的18%%；第二类，有一定的根据列为国际水平，但根据不充分、不确切的项目121项，占总数的66%%；第三类，当时不应该列为国际先进水平，现在看来也不够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1项，占总数的16%%。即使如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恐怕仍有折扣。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是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4000多名师生，掀起群众性的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

这时，科学研究的牛皮还吹到国际上去了。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访苏时，有人向中国留苏学生吹嘘说：“我们不久就要放射人造地球卫星，很大，内装有猴子，不仅一处放，北京、上海、南京都要放。”

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还刚刚列入研制计划。十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发射成功。

八大二次会议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大跃进”也进入了高潮。

6月2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跃进大会。会上，各研究所争先恐后地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

浮夸风越刮越猛烈，在粮食问题上教训尤深刻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

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多的产量，那些文化本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说是座谈，实际上是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同种田能手展开了指标大战。

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帐”、“三本账”（即准备公开的和实际要求的作两、三种指标，公开的指标常低于实际要求指标，以示留有余地）制订的：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一听种田能手的报告，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已是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只得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说出大话之后还是认真去试验。会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卖劲，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这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在视察途中，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

毛泽东一听，睁大了眼睛，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只想到了放“卫星”，没想到毛泽东当真了，只好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毛泽东边说边笑，左右环顾，张国忠也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尚未将毛泽东徐水之行的消息发出，毛泽东关于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问题的指示，已由中央一位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了中科院党组。

8月7日，在中科院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指出，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七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中科院党组将此作为紧急任务，交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完成。这些研究所接受任务后，立即中断正在从事的重大科研课题，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很快，各研究所纷纷研究出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

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摘自罗平汉著《1958-1962年中国知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