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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2月17日下午2：30，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在三味书屋举行。与会者有张祖桦、张显扬、茅于轼、杜光、陈子明、章立凡、余世存、崔卫平等，以民间视角深入探讨了30年来的抛弃政治改革的官方改革。
陈子明：我觉得将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个首先还是正统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一个体现。这个三十年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说公民社会三十年，民主运动三十年，民营企业三十年，流行文化三十年，这样的一些标题都可以对这三十年做出一些深刻的刻画，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叫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上就等于把我们自己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视角，就是对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对这个路线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态度，就是限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上了。所以我想就是首先我们要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要意识到这个话题的局限性，不要把我们自己搞糊涂了，不是说不能说，不能谈，当然最想谈的是官方，民间也不是不能谈，但是民间在谈的时候要清醒，不要不知不觉的上了这个话语霸权的套。
那么这个三十年不管叫什么名称，它首先有一个划分时段的问题，从现在已经发表出来的几篇比较重头的文章来看，朱学勤是分成两段，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秦晖是分三段，可能还没有发表，到1992年是一段，到2002年是一段，2002年以后是一段。我现在也在写一篇文章，我也分为三段。我最近病了十几天，因此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今天我只从这篇文章中摘一两点谈一谈。
第一点，我对改革开放这个话语史做了一点简单的回顾，当然在文章中我是从康有为、梁启超说起。现在我只说一下在中共的文献中"改革开放"是怎么热乎起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热乎起来的。从1899年梁启超把戊戌变法的过程叫做"改革实情"，在附录中又谈到"改革起源"，"改革"这个话语逐渐流行起来以后，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政治党派可以分为分为两大派系，一个是改革党，一个是革命党。共产党是属于革命党这个派系的，所以"改革"这个话是不大说的，偶尔有的时候也说，比如在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时候都提到了"改革"，九大政治报告是这么说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十大政治报告是这么说的，"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设".当然在这两个报告中，"革命"就没法数了，虽然我没统计，估计都有几百处提到革命，但是改革这个词只是各出现一次。
现在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改革开放"要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呢？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什么不算进去？华国锋怎么好像一点功劳都没有呢？因为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没有一处提到"改革"，九大十大还提了一处改革，十一大这个报告没有一处提到"改革"，没有一处提到"开放"，十一大报告还是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我说不冤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公报中出现了两处"改革"，"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这个报告中没有"开放"这个词，只是提到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到了十二大政治报告，胡耀邦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改革"就多了，有13处，包括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的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提出了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党政机构的改革，还提出了目标是消除权利过分集中，机构重叠，职责不明，党政不分等弊端，克服官僚主义，使人们能够更好的行使国家权利等等。胡耀邦这个报告中间两次提到"开放"，并且把"实行对外开放"提到"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的高度。但是，"改革开放"这种固定的搭配还没有出现。
"改革开放"这个固定搭配的词组是在十三大政治报告当中出现的，这个词组一共出现了29次，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组出现了12次。所以说改革开放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压倒性的话语，也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最高潮就是十三大的报告。如果我们说在十二大、十三大的胡耀邦、赵紫阳体制的时候提出"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那么十四大以后一直到眼下，官方文献和报章社论联篇累牍地老调重弹，就变成了十足的"党八股"."党八股"的主要特征就是"惺惺作态"、"光说不练"、"口是心非".这个"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失去了80年代所具有的那样一种精神品质。
下面说一说邓小平是怎么自己背离和阉割了改革最精髓最本质的部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的。我的文章的这一小节叫做"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有人说邓小平这个人从来也没想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我觉得不符合历史。邓小平确确实实是提过，想过，甚至憧憬过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是有史实为证的。但是他从1980年到1986年到1992年，经历了"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1980年邓小平第一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黯然收兵，第二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损兵折将，到1992年南巡讲话的时候，邓小平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南巡讲话很多人觉得不错，号召"胆子要大一些"，又有反左，又有市场经济，但是你仔细看一下，"政治体制改革"只字未提。
我想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过程，以及揭示一下其中的含义。从中美建交到里根上台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从1978年底到1981年初这一段，是是中美两国的政治蜜月。在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亲美联美的坚定立场，甚至超越了美国的传统盟国英国和法国，成为与日本、西德一样的美国"铁哥们".这个蜜月在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即开始冷却，中国高层曾有人建议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随后又有人提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就修正了亲美联美的"一条线"战略，确定了"全方位外交"新战略。在蜜月期间，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当时陪同他访问的人听他说，我访问了美国之后，我哪儿也不去了，出访的使命就完成了。应该说访美对他震动很大，他对美国的方方面面颇有好感，发了不少感慨，这对于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外部的促进因素。
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了长谈，第二天李维汉说，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谈了四个钟头，整整一个下午，我谈了封建思想残余的问题，小平都同意了，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讨论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后来胡乔木、邓力群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分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把我刚才念的这段删了，所以现在的《邓小平文选》中没这段话。邓讲了这个话之后，胡耀邦是非常积极支持的，6月10日他在中央的常委会议上说，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同这个制度关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革命胜利后无形中发展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
到了8月18日到23日，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邓小平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很多内容就不说了，但是我要说一点，当时邓小平很重视中国制度、苏联制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这个八一八讲话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曾经达到到的最高峰，后来他再也没有超过过这个高度。下面这段话是值得重视的，他在八一八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大家现在都知道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到的"三个有利于"，但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的"三个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比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更加全面，更加高明。
1980年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怎么被压下去的呢？主要是胡乔木、邓力群、陈云这些人利用了当时的波兰事件，就好像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苏共20大以后国际共运和中国的改革产生了逆转一样。
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八一八讲话，并决定向全党全国公布。而波兰事件的高潮也是在8月31日，由格但斯克市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在这一天成立了。胡乔木马上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波兰事件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波兰事件没有结束，它还要发展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前途（如在波继续演变扩大和影响到邻国或引起苏联干涉时）。"他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他在信中说：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他主张，对所谓自发组织决不能以驱入地下为了结，当务之急是要"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同时，防止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我希望中联、中调、外研、社研、计委及有关各财经部门、工会、青年团、中宣、《人民日报》、新华社、教育、文化、出版、公安、法制、中纪委、统战各部委都能从各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然后"由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别作出一些具体决定或指示".
胡耀邦看了胡乔木的信后未予置理，他对波兰事件的看法与胡乔木有很大的分歧。胡乔木就通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把自己的信印发给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胡乔木最终说动了邓小平和陈云，也获得了公安、宣传等要害部门的支持。在邓力群参与下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邓力群说："陈云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结合波兰的局势，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们根据波兰的教训和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的文件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还不少。"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一次会上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波兰事件不只是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问题，内部思想混乱，我们在宣传上要十分注意，云云。
之所以把这次叫做"黯然收兵"，本来是要大张旗鼓的去宣传的，结果不到两三个月就偃旗息鼓了，虽然这次还没有伤及到全面改革派的大将，胡耀邦、赵紫阳都没事，但是把一些小萝卜头给伤害了。比如说全国抓了一千多人，当时我也是参加竞选的，所有参加竞选的人全部被列入不可信任和使用的"新三种人"名单，进行内控，对一些人进行了清洗，对一些人进行了追查，对一些人进行了批判。
1986年开始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用邓小平的话说，既有国际气候，也有国内气候。国际气候就是邓要和戈尔巴乔夫比一比，两个人都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
国内气候是想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改革进入"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中间梗阻"的情况。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但是，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没有了"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气魄，他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盘改革，而是"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说："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领导层干部年轻化，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总体上说，邓小平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范围内。
邓小平在第二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先是把胡耀邦弄下去了，然后又把赵紫阳弄下去了。邓小平从此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心灰意冷了。
到了92年，邓小平由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保驾护航"，发表了南巡讲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总算是跟陈云拜拜了。因为80年和89年两次改革倒退的时候，他都向陈云妥协了，从"市场经济"到"市场调节"，从"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到"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邓小平妥协了两次，但是到92年他不妥协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提法上了十四大政治报告。从1977年中共"十一大"只字不提"改革"，到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宣布"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弃"政治体制改革"如敝屐，这是"改革开放"前十五年的一个基本线索。
在由邓小平钦定的中共十四大领导机构中，已经没有了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富于理想主义的改革派，也没有了胡乔木、邓力群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主体成分变成了能够贯彻"总设计师"意图的"工程师"（具有工程师职称的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一半，在政治局常委中占据多数）。政治家让位于行政官僚，"改革"由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国民运动变成了单纯的政府事务与官员的"政绩工程".
在80年代，有所谓单双年的周期性震荡。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频繁的震荡，表明了党内各派系都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而每一个派系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很多人都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像显扬这些人，大家都觉得是改革的参与者，虽然我们也屡受打击，但是我们觉得还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到92年邓小平给改革定了调，只要经济改革，不要政治改革，同时也使改革变了调。那么这种"改革"已经不需要其他人去参与和影响了，只要"工程师们"在那儿进行工艺操作了。所以我觉得92年以后的"改革"在性质上已经跟80年代不同了。
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说一个意思。朱学勤把后期的"改革"叫做"市场列宁主义".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做一点修正。实际上邓小平所期待的是"市场斯大林主义"，陈云是"计划列宁主义".我们看胡耀邦的讲话，看赵紫阳的讲话，都讲得很清楚，邓小平是要搞独裁、搞权威主义的，他不想开政治局常委会，要开常委会的是陈云。1986年陈云借着批判胡耀邦的机会说，你为什么不开常委会？后来胡耀邦在和李锐的谈话中说：至于常委会不常开，是因为两个老人说不到一起。"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赵紫阳在软禁中也对宗凤鸣说过："邓甚至是不主张开常委会的。有时陈云提出要开常委会，我将此意见转告了，邓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他还透露，"邓曾叫薄一波给陈云捎话：这个党只能有一个婆婆".现在的老左派也是要党内民主的。邓小平要市场不要党内民主，可以叫做"市场斯大林主义"，列宁还是讲一点党内民主的。也可以用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邓是"专政右派"，陈是"专政左派"，而我们今天所期待的，是"宪政右派"和"宪政左派""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三十年一变，现在是用宪政超越改革的时候了。
（据2月17日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发言整理扩充而成）
──原载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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