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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谢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江迅
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着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着。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着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着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着。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着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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