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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六四后，中国最高权力从规则不明的元老政治与强人政治的混合，向明确集权于一人，但任期有限的新游戏过渡。在新游戏规则的约束下，江泽民很不情愿地把权力交给胡锦涛，从而证明有限任期机制得到了确立。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共同确立这个新机制，既吸取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教训，也吸取了八十年代邓小平与其他元老难达共识而自乱阵脚的教训。中共既搞不了民主，又不能搞世袭，想来想去，唯有这个办法能够避免自乱，又对最高权力带来一点约束。但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的有限任期，会把中国带到哪里去呢？从江泽民被突然推上宝座到胡锦涛按既定方针接班，十多年下来，人们已经可以看到新游戏的逻辑。
有限任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纠错机制。而所谓胡温“新政”，其实质就是纠正江朱时代的重大失误，尤其是纠正牺牲农民利益发展经济的重大失误。胡温作为第二代有限任期的中国领导人，比江、朱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在上台之前，早已进入权力核心，有机会长时间观察和思考最高权力的运用，他们对江泽民，朱基的重大失误早就有机会看个明白，清楚地知道，江、朱的失误可以成为自己的政治本钱。但是，五年来胡温“新政”的现实告诉世人，中共有限任期的纠错能力实在是非常有限。
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有限任期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把难题留给后任，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有限任期不仅有同样的问题，还增加了及时谋私的刺激。胡温“新政”表明，尽管他们有时间为执政做准备，尽管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的操守，但是，他们并不能改变由人性和体制所决定的逻辑。
此次人大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想告诉世界，胡温“新政”的前五年，与江泽民朱基时代相比，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尤其是免除了农民的皇粮国税，更是划时代之善政。但事实是，胡温执政以来是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剥夺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年代。与胡温给农民的小恩小惠相比，中国政府每年从农民那里剥夺的财富和收入，是农业税的几十倍。中国农民的农业税和各种相关税收，总量不过一千多亿人民币，但每年中国政府从农民那里强行征收的土地，获利至少几千亿。政府更大的好处，是农民的低工资。叶檀把这种工资称之为“身份工资”，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只能得到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甚至还要低的工资。胡温时代，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规模最大，一亿多农民工每年因身份歧视而损失的收入，就超过万亿元人民币，成为政府巨额收入的一大源泉。
尽管胡温自以为对农民工施了德政，但在后人眼里，胡温时代是中国最伪善的时代。就在农民工被剥夺最多的时候，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之声却不断高涨，而与此同时，红色权贵的个人财富也更快增长。据胡润编汇的中国年度富人榜显示，2007年有106位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是一年前的7倍。而早在一年以前，就有消息说，中国的亿万富翁，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弟”。
如果说，在把难题推给后人方面，胡与江本质上无甚差别，在庇护权贵大肆瓜分财富方面也无甚差别，但是在画饼充饥方面，胡却要高出一筹。江泽民干脆对政治改革和民主闭口不谈，视为禁区。胡锦涛的智囊，则一方面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另一方面却把政改规划到了2040年，连香港的直选，也推到2017年，到那个时候，不仅胡温早已下台，连习近平、李克强也要交班了。
谁将是那个不得不搞政治改革的倒霉鬼呢？只有天知道。不过，真到了那一天，中国的红色富豪们早已在海外安家置业，就算是中国天塌地陷，也伤不着他们的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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