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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达赖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达赖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那时北京所立的达赖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达赖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达赖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达赖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达赖的宗教外衣"32，然而达赖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达赖去世后另立一个达赖，也不会达到目的。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达赖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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