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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我是不承认中国被妖魔化的，但为什么我要言说这个问题呢？那是我们的官方传媒和太多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一看到西方对中国偶有的不失报道，便说这是西方集体的、有意的对中国的歪曲。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吉卜林说得太绝对，遇是要遇的，怎么遇，如何处理遇？这才是东西方问题之所在。如何处理遇，这涉及到东西方精神与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个值得永久探讨的大难题。但在东西方交汇的际遇中，中国在其间的反应，与许多东方国家的做法并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的问题西方自有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肘（只要我们稍微理智一点，他们在新闻等方面的自我纠错能力与机制，都不是中国可比的，除非一家新闻机构想垮台，否则没有任何一家机构不把传媒公信力当回事），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思考的是，如果真有中国妖魔化，那么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容易被他们妖魔化？我认为一个人遭别人误解，首先要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着力点在反省我们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原因。我不可能在一篇急就章言说清楚这么宏大的命题，但我有几点并不完整的看法提供如下，用于大家批评与思考。
一：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这话与袁伟时先生所说的“狠奶教育”，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而已。由于我们是把爱国家、爱政府、爱党一锅烩的愚民教育，所以一旦看到西方对共产党极权的批评，官方便用其愚民教育，说这是在批评中国，这是在反华辱华，一些接受这样受害教育的人，便起来为虚幻的愤怒而战斗。我的意思是，国外许多对中国的批评，都只是批评官方批评中共极权，并非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有什么偏见而已，作为一个普通人，要分清这一点，不被官方的宣传所左右。可惜的是，中国那些对自己糟糕的生存并状态不愤怒，却有一股子无名的爱国之火的人们，有多少人能分清这一点呢？官方正好利用这一切，来为其统治合法性并实现其统治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二：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四九年我们的教育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命题十分可笑，却至今被普遍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落后，却从来没有被挨打过，落后与挨打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但落后的观念的确给交往越来越多的世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鸦片战争，只不过别人想惠互利的商业意图，却被中国无端的拒绝，从而导致了效往的麻烦。当然导致这样的战争，西方也是有恃强凌弱之嫌，但中国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自己却不能忽略过。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我们都摆脱不了受虐狂状态，这是整个民族心理扭曲、脆弱之表现，而这样的脆弱和受虐心理，却被我们糟糕的近现代史研究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癫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官方培养民众的虐待狂的状态，来反衬其作为所谓大救星的救世作用。四九年后得鼎，官方一开始的宣传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觉得这样绝对的话太无耻，于是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种“没有……就没有”的武断句式，在四九年后的官方宣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滥用，从而加强了一种没有共产党，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活不下去的虚幻感觉。为什么他们要愚弄民众，培养这样的虚幻感呢？那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是武力夺取政权，而且是在日本凌侵中国时发国难财而壮大，害怕民众不服他们，从而采取一系列的洗脑策略，从而成功地在民众头脑中植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芯片，从而使民众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从受虐待狂心理的培养，到虚幻的受虐狂压迫（夸大他国的压迫与侵略），从而完成官方从精神对国人的完全奴役与统治，复以极权经济对人之物质需求的全面控制，便很好地植入“大救星”这样的芯片。
四：植入“大救星”芯片，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史，培养民族主义鸦片。西方对中国有无侵略，这不是个问题。的确西方在与中国相交之时，其恃强凌弱的行径，应该受到批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身的专制制度、排外闭关有关。近现代许多战争，固有外国凌侵挑衅的原因，但中国自身的问题也促使了这些灾难的发生，我们必须理智对待。在四九年前，对西方的侵略，我们都还有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务实态度，但在四九年后，完全为了党派利益，而不惜歪曲一切历史，为剔除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焦虑服务的做法，比如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而将美国的一切都将以否定，五十年代的反美浪潮，皆是官方为一己之私利服务而已，非为民众亦非为民族着想也。五十年代这样对美国的妖魔化，当然有共产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冷战的原因，但共产党官方倒向苏联极权，为一党之私利服务的做法，却是不能否认的。
五：为党派利益而非为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是东西方摩擦乃至导致中方所谓妖魔化的一个原因。五六十年代不说了吧，国内死了很多民众，却要勒紧腰带去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兄弟”越南，后来又因为意识形态和党派分歧，又去惩处他的“兄弟”越南，这些都是党派外交，但却带来了民族灾难。即便是如今，官方的外交政策中，朋友与否的概念，还是党派和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一大世界景观便是，谁被民主自由的世界认为是流氓政权，谁便是中国官方的朋友，如朝鲜、古巴等，这样为党派利益不顾一切的不理智选择，你让西方怎么评价你？民主自由制度的确有它的问题，但已经被三四百年的时间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比其他制度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的制度。
六：极权统治是导致西方“妖魔化”中国政府的真正原因。现在政治文明需要的是破除垄断，讲究权力与政党之间的制衡，因为只有这样，每个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逐渐得到保护。那种在政治上搞垄断，搞一党独裁，就是延续过去那种野蛮的丛林法则，是一种不文明的强权政治，这样的制度应该受到批评与谴责，并加以改正。极权制度导致许多方面的走样。单就目前的西藏问题，举其大者：一是封锁信息，排拒真相，不能给西方传媒真实接近西藏的机会，这是西方传媒失误的原因；二是官方宣传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却只允许官方独家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当然会引起全世界各方面的强烈反弹；三是宣传组织传媒去采访的做法，也是限制传媒的自由采访，“组织采访”的做法本身就很荒诞，与新闻采访的真实要求大相径庭，何况采访过程中，已经爆出官方的造假行为。可以这样说，这次国际上对西藏事件的强烈反弹，乃至有些不实报道，可能有他们自身价值观与偏向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官方的封锁态度和应对危机公关的能力，极其低下，他们以为用此前一手遮天的做法，便可消弥世间的一切不同声音与质疑，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不能真实报道，当然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不实，而被中国官方夸大为“妖魔化”。
七：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是柄双刃剑，民众和国家是最终的受害者。几十年的爱党即爱政府，爱政府即爱国的愚民教育，官方已经成功地偷换概念，成功地将党派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并且成功地利用党派利益而偷用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许多人的利益因此惨受剥夺，却并没有意识到此点，这是官方几十年来愚民的成功。而且他们为了党派利益，成功地“妖魔化”民主自由，让民众觉得中国不适宜于搞民主自由，从而完成对民众利益的绑架。为了利用民族、国家这样的大牌牢牢攫取党派利益，不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歪曲民主自由国家的好处，不惜一切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台海问题，他们对台湾强硬，不是他们爱国，是因为这对不理智的民族主义者、不清醒的爱国主义者无法交待，因为这会涉及到他的统治合法性。其实真要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放弃党派利益，把民众、民族、国家利益放在头等位置就行了，可是极权的官方，他们会这样做么？我也希望统一，但你不放弃党派私利，不放弃独裁统一，台湾怎么统一？能享受到民主自由，谁愿意统一到一个独裁政权之下？香港模式根本就不适用台湾问题。倒是最近胡锦涛的一中各表相对务实，但是真正要统一，那真是一件非常慢长的事，除非民主自由，中国无法统一台湾。中国不改变其独裁统治，用党派利益来与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和国内民众的利益作对，如果你不幸被妖魔化，你能怨谁呢？
2008年4月10日8：40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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