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两句诗被不少湘人备感自豪并一再引用，当然其不无湖南人自夸血性和勇气的成分，作者湘潭人杨度曾解释主要表达是湘人对家乡对故国的热爱。杨度一生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先后赞成过君主立宪、共和革命，后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留下骂名。后世治史者，不管对其政治操守如何评价不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杨度一生爱国。

杨度那个时代，很多青年目睹了国家积弱积贫，被列强欺凌的现实，希望中国能强大，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爱国心相同，但对爱国的理解以及爱国的方式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杨度写这首诗时留学日本，和他一起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赞成保皇的康有为，有赞成君宪的梁启超、杨度，有投身革命倡导共和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这几种不同态度的爱国人士互相之间争辩激烈，都认为自己才是最合格的爱国者。

尽管这些爱国青年政治观点差别大，但他们在两方面的态度是相同或相近的。一是无论主张何种政治体制的人，都认为必须保障民权，开启民智，包括被革命党人讥讽的康有为也不例外——没有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哪有一个地区居民的集体荣耀？又哪有一个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因此，爱国首先要“爱人”。二是他们不盲目排外，而是一种“师夷长技”的态度。只是对“夷之长技”的理解有差异，有些人认为对西方及日本的科技、制度、文化应全面师法，有人则认为老大帝国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即可，但没人认为闭关锁国能自强。无论保皇、君宪还是革命，他们中间许多人有相当的民族主义倾向，有对汉唐强盛不同程度的追思。如杨度还写过一首诗《黄河曲》，谱曲后广为传唱，几乎成为“准国歌”，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思得十万兵，长躯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这和当下活跃在网上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口吻何其相似。但不论是康梁，还是孙中山、黄兴、蔡锷，或是杨度，都有不少的日本朋友，都受惠于日本国民和日本文化。

可当时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霸占台湾强索巨额赔款的日本政府是中国的敌人，这些留学东洋的爱国者把日本政府、日本国民和日本文化及科技并没有混为一谈。“鉴湖女侠”秋瑾一幅照片至今广为引用，照片中她身穿和服，留着日本女人的发式，拿一把东洋刀。要按某些“爱国者”的标准，如此推崇日本文化的中国人岂不是汉奸？更晚一些的留日青年郁达夫就更“过分”了，他说:“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郁达夫先生后来因抗日而被日本宪兵杀害，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

杨度那代负笈东洋或西洋的爱国青年，他们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其爱国和同时代的义和拳的爱国之根本差别正是上文笔者提到的两点，即是否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否以健康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义和拳那种行为不是爱国是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