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份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