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尽管，中共媒体声讨“达赖集团”的声音仍然在继续，那种文革式腔调也未见收敛，但一搭宣言也抵不过一个实际行动，强大的国际压力已经让北京必须寻求妥协。而继续对达赖喇嘛和西方媒体的口诛笔伐，不过是用来安抚国内愤青的泡泡糖而已。

胡温寻找的突破口是“友好的法国”。４月１８日－２２日，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访法。２１日－２７日，法国参议长蓬斯莱访华。２４日－２７日，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作为总统萨尔科齐的特使访华。25日－2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访华。当胡温先后会见了蓬斯莱、拉法兰和巴罗佐之后，对话大门随之开启。4月25日，新华社对外宣布“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接触磋商”。

“3•14事件”以来，中共现政权在处理此次由西藏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冲突时，从胡温到西藏大员，从统战部到外交部，各级官员的表态都极为强硬。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发出对西方的强烈抗议，还罕见地在三天内连续三次要求CNN给中国人民道歉；当局也始终支持国内外华人的反藏独反西方狂热，甚至中共驻外使领馆公开动员海外华人保卫奥运火炬。这一系列强硬姿态，毫无在近期内开启对话大门的征兆。现在，胡温政权如此动作，着实让国内外舆论感到突兀。但仔细想来，胡温决定开启对话大门，实乃势所必然。如若仍然僵在那里，北京奥运的两大目的都有可能落空。

首先，奥运火炬的世界性传递极为艰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藏人在火炬进西藏、登珠峰上做文章，特别要确保奥运火炬顺利登珠峰。因为，当局想控制住中国境内的藏人容易，但想控制住尼泊尔那边的藏人就很难。从尼泊尔一侧登珠峰相对容易，那边的藏人又是登山高手，万一尼泊尔政府看不住，让那边的藏人登顶，在只有八平米的珠峰顶与中方火炬手遭遇，岂不是让北京颜面扫地。制止藏人行动的关键力量，与其说是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联合封山，远不如让达赖喇嘛出面劝阻境内外藏人不要骚扰火炬传递。而要让达赖喇嘛出面说服藏人，除了与之对话之外，再无其他办法。

其次，确保日益临近的北京奥运不再有大麻烦，特别是不能让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没有欧美大国元首的面孔。因为，西藏危机以来，不仅是欧美大国政要之间表现出罕见的一致，而且是西方国家的民间、媒体和政府的高度一致，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九前六四血案后的国际景观。西方各国政要一致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反复敦促中共当局尽快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可以说，北京是否开启对话大门，已经成为欧美大国政要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的前提。

即便胡温政权的对话有着如此急功近利的目标，但其这么快地作出对话决策，还是不同于中共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

传统上，每逢中共遭遇事关政权稳定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突发危机，中共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僵硬传统，决不会在风口浪头上明确地作出妥协姿态。即便胡温迫于西方的强大压力而不得不开启对话大门，如果按照中共的传统方式，也照样是暗箱操作，只让海外的人知道而不让国内的人知道。19年前的六四危机，邓小平在处理善后事宜上的妥协（让方励之赴美等决策）来自与老布什特使的秘密会晤。

再看西藏问题。从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会见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以来，双方在八十年代就有过多次接触，北京还多次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回国考察。1989年的西藏事件和六四屠杀，以及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中断了北京与达兰萨拉的接触。其后，国际压力再次迫使北京作出妥协。2000年，“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共有52个国家代表参加，西方国家大都有代表出席。大会作出极为强硬的决议：“如果在未来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谈判，西藏自治的要求得不到实质性回应，与会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并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其独立地位。所以，2002年9月，北京终于恢复了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对话，前后共进行了六次对话，也邀请他们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拉萨和老家宗喀达泽村等地。

看这样的黑箱历史，我极度鄙视独裁政权的怯懦阴暗，它一直用欺骗来戏耍中国人。我也可怜那些因西藏危机而抓狂的愤青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但对汉藏关系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且对独裁中共与达赖喇嘛的接触磋商也一概不知。他们激动得让千百万颗红心在互联网上跳动，实际上是当了“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冤大头。

无论胡温政权基于怎样的权益考虑，在汉藏关系、中西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刻，开启对话大门总比紧闭大门好，起码让紧绷的关系稍微松弛一下，既是给自己台阶，也是给对方台阶。

更重要的是，胡温政权能够改变其前任的黑箱方式，不再瞒着国内民众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偷偷谈，而是向海内外公开宣布开启对话大门。无论是基于怎样的理由，公开了，总比秘而不宣来得体面。正如让外国记者进藏，总比全面封锁更能表现现政权的自信一样。

胡温第一次对国内公开这样的对话决定，无论在主观上是基于何种动机，但在可观效果上，也多少显示出胡温对帮了政府大忙的爱国者们的知情权的尊重。与此同时，对话决定的公开也会带来连锁效应，起码让关注西藏问题的国人有所期待，想看看双方能否谈出结果。愤青们要看达赖喇嘛能否节制住“藏青会”，使激进派不再骚扰火炬传递和奥运会的召开；也要看看欧美大国的政要能否出现奥运开幕式的主席台上。而支持西藏高度自治的国人，要看胡温在冲突得到缓解之后，能否撤换“文革式书记”张庆黎？能否依法公开公正地对待那些被捕的藏人？能否收回在西藏进行诋毁达赖喇嘛的所谓“感恩报国”运动？最后，当北京奥运平安结束之后，胡温能否在西藏高度自治问题上松动一贯僵硬的立场？

行文值此，我忽然发现此次西藏危机对汉人的另一好处——大规模动员的爱国运动让西藏问题得以凸显。如果胡温政权不是高调处理此次西藏危机，不是用公布“3•14事件”的方式进行反藏独动员，不是用某些西方媒体的失实和火炬传递受阻来进行反西方动员，而仍然像1989年那样处理西藏事件，对内地封锁关于西藏抗议的任何信息，对西藏进行为期四百多天的戒严，那么，西藏问题决不会如此广泛地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国内外华人也不会知道西方国家对西藏问题如此关注，更不会知道达赖喇嘛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不管是中共高官及其喉舌如何诋毁达赖喇嘛，也不管愤青们如何仇恨达赖喇嘛，但无论褒贬爱恨，起码让达赖喇嘛走出了红遍海外而海内无闻的窘境，让达赖喇嘛的名字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无意间在中国成就了一次西藏问题的大众化启蒙。

尽管中共的垄断信息和宣传方式一如今往，但互联网为高度关注西藏问题的大众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即便是那些铁杆愤青，只要他有多了解汉藏关系和西藏问题为什么高度国际化的意愿，也能得到远远超出党国灌输的意外收获，起码他们可以多了解点儿汉藏关系的历史，了解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以及达赖喇嘛与“藏青会”的分歧；也让无神论的汉民族对宗教的作用多一份感受，知道达赖喇嘛对藏人的神圣价值。特别是给已经陷于物质主义泥潭的国人上了生动一课——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仅仅靠物质利益是无法摆平的，因为再多物质优惠和再严酷的强权都无法摆平藏人之心。所以，无论是刺刀的恐怖之光，还是金钱的诱惑之光，统统抵不过信仰之光。

最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政权的黑箱，以往的西藏问题仅仅在中共高层是个“难题”，而在绝大多数汉人心中，以往的西藏仅仅是旅游观光猎奇之地。现在，不管对西藏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但西藏问题终于可以走出中共黑箱而进入大众视野，让内地的汉人明确的意识到：西藏问题，不仅是中共政权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也是整个汉民族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因为，西藏问题之大，大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统一和分裂。要想真正达成“汉藏大团结”，汉人就必须学会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办法，就是让雪域之魂达赖喇嘛回家。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