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


今天我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分析维权案例的研讨会。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揭露矛盾所在，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探讨，是推进维权运动的很好的方式。从兆勇所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遗憾的是我对法律缺乏研究，只能从与案件有关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作一些分析、探讨。

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维权事件中，土地问题的纠纷占了很大的比例。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基层的贪官恶吏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任意侵占耕地，并且将耕地的补偿费纳入自己的口袋。所以，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已经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难题的关键所在。

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虽然粗暴过火，但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还是值得肯定的。有了土地的农民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土改后连年丰收，许多农民由贫农上升为中农、富裕中农，有些中农上升为新富农。这个事实表明，小农经济正处在发展进程，还有着丰厚的发展潜力。但毛泽东却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急于遏止它的发展趋势。于是，就发动合作化运动，一步一步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由自耕农到合作社社员，再到人民公社社员，丧失了经营土地的全部自由，成为地地道道的农奴。中国农村由民主主义的小农社会，倒退到专制主义的农奴制社会。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冒险实行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枷锁，夺回了土地的经营自由。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是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的伟大进军。在改革开放和维护专制制度之间举棋不定的中央政府，在经过了两三年的犹豫和退却后，终于接受了农民革命的事实，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得到解放的小农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释放出了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力和一定的富裕资金，于是就有了小商贩、小摊贩、小手工业者，进一步孕育了中小企业、民有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但是，这个革命是不彻底的。农民只夺回了土地的经营权，却没有夺回土地所有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也就缺乏最根本的保证。因此，农民突破农奴制的民主革命，只能说是取得了一半胜利，而且，由于没有取得胜利的那一半更具有决定意义，因而已经取得的这一半胜利，随时都有丧失的危险。近几年来，全国有一亿多亩耕地被侵占，几千万农户丧失了土地经营权，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不仅是农民的权利问题，而且是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要把农村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土地还给农民，弥补濒于破碎的小农经济。

从中国农村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农村的经济还处在小农经济的发展阶段。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现代的农村不可能再重蹈像“圈地运动”那样被资本主义工业吞食的覆辙，而是有可能在小农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工业和商品市场的渗透，逐步融入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小农经济的支柱，便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孟子说得好：“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就是土地。有了土地所有权，土地就是属于我的，就会好好经营，在精耕细作、改良土壤、优选品种等方面下工夫。像现在这样，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是自己的，谁也不用心耕作，结果就出现了三个不良现象：（一）农民生产缺乏积极性。过去农民有土地的时候，千方百计地改良土壤。我小的时候住在农村，见有的农民在农闲时一大早就背着挎篓，手拿粪铲去拾粪，拾到一点狗粪牛粪就很高兴，因为可以肥田。现在有谁会这样不辞辛劳地拣这么点粪呢？为了提高产量，就大施化肥、农药，结果土地越来越贫瘠，产量越来越低。这样一来，小农经济就出现了停滞，得不到发展。（二）农业生产后继无人。农业生产需要一辈子的劳动投入，才能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我在太谷县农村劳动时，多次听老农教导：“十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下个庄稼人”意思是说如果不用心积累经验的话，一辈子也学不好农活。中国农业就是靠这些用一辈子精力去精耕细作的老农，代代相传，才维持到现在。十多年来，一方面，许多农民出来打工，多年不干农活，积累不起农业生产经验；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也不愿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多化力气，无心种地。这样一来，农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越来越少，势必导致生产萎缩。（三）农业生产不发达，造成农民生活贫困，没有余钱消费，购买力很低。近几年报刊上不断提倡“扩大内需”，立意是不错的，但扩大内需要有消费能力。农村是个最广大的市场，应该是扩大内需的主要场所。但农民想买东西却没有钱，这个大市场就繁荣不起来，扩大内需，从何谈起？内需不足，整个经济的发展依赖海外市场，这是很危险的。

这些问题，都只有让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才有可能解决。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就有了精耕细作的恒心，小农经济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地方上的贪官恶吏就不可能、至少是难以侵吞土地来谋取私利。就维权运动来说，这是维权的治本之策。只有把土地还给农民，才能有效地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对于土地被侵占的个案，当然应该据理力争，据法力争。作为维权运动来说，我们要寸土必争，抓住一个案例就要一争到底。与此同时，也需要进行一些理论探讨，把实践抗争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我没有条件深入具体的案件里，进行维权的实际抗争，但愿意充当一名思想后勤，提供理论支援。我衷心地祝愿各位法律界的朋友，能在维权运动中取得丰硕的果实，取得辉煌的胜利。

（2008年4月12日在关于济宁市皇营村地权一案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