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骚乱以意料之外的速度发酵，成为中国在奥运之年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坎。如何澄清被国际社会广为误解的基本事实，沟通中西之间不同的判断与取向，妥善解决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使国内社会生态、国际舆论得到改善，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整体进步？

4月18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稳定课题组单光鼐教授邀请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就本次事件里部分西方媒体的表现、中西方社会的冲突与误解、西藏事件的应对之策等问题做了深入对谈。本报对部分谈话内容进行了整理，加以编发。


怎样与外国媒体打交道

于泽远：有一部分西方记者此次西藏报道在事实框架下有问题。几张照片，放在头版头条，竟然用错，这决不是无心之过；而且事后的道歉轻描淡写，缺乏非常郑重的道歉。西方价值观我不排斥，他们倡导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刺伤了很多华人读者。

蒋兆勇：我在家能看国外二十几家电视台，我认为大部分报道的“事实部分”基本平衡。在西藏问题上，一般都是播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外国旅游者拍摄的画面，具体事实部分无大错，这次之所以在媒体传播环节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主要是很多境外媒体的评论偏颇得厉害，出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重错位。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事实的判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里，事实被构建成了汉族压迫藏族。如果没有《经济学人》的麦杰斯，德国记者花久志等人证明中国官方的克制，情况更复杂。好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怀柔的，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满，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整体的反应，所以他们在国内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并不大。

问题在于，达赖很懂得讲非暴力、民主、自由这些西方受众听得入耳的话，所以才有他们讲的所谓“占了高地”，恶话善讲，在西方动员能力比我们强，比我们灵活。

于泽远：我感觉，中国现在可以有这个自信让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不用怕。现在闹得气氛很紧张，实际上就那么一点事，就是普通的汉人被少数暴力分子打了嘛，汉藏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变。

政府表示“五一”开放西藏旅游，最近好像又要推迟，我看不能再拖了。对西方媒体的基本信用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观察分析主流藏民在干什么。媒体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挑动藏人闹事。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情绪也许会有，已经攻击几十年了，还怕什么？

对中国国内的市场化媒体的西藏报道和评论，也不用太过紧张。中国也有一些媒体在全球都有一定的公信力，可以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蒋兆勇：自由传播的过程是个甄别信息的过程，没有第三方的信息，受众很难相信。不怕一时的信息失真，就怕出现资讯真空。

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也要有授权制，要第一时间公布，不宜层层报批。消息发布层层报批是行政体系运作角色不清晰，官员免责弊端的体现，对外传播的时机就是这样丧失的。透明多一些，接触多一些，偏见就可能会少一些。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认为，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顾问来设计，而且需要有超脱的顾问，而不是受体制束缚的公务员。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不是公务员，从机制上就容易说真话，也更专业。

于泽远：外交部三次对CNN表示抗议，使用的语言都比较激烈，我认为反应不一定要这样大。CNN只是一家媒体，不是政府，很难在对等的政治层级上还中方一个公正。

蒋兆勇：相当部分的人不理解，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电视同样要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我们也别把那些话太当回事。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

于泽远：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用气急败坏的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不会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这次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

西藏问题正在变成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论战。我认为应该利用奥运会开幕前的4个月时间，缓和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紧张状态，改善关系。

蒋兆勇：要记住一点：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学会使用尊重人的话语，不能首先让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话语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连美国军事观察团都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都要求对华军援分一部分给共产党。毛泽东1950年代处理西藏问题，缓和民族关系，政治家要有这样的大智慧！


研究西方社会的文化心态

蒋兆勇：要仔细研究西方各国的文化心态，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德国的主要是环保主义者与西藏的链接，绿党环保思潮与崇拜神山、神树可以相互沟通；法国的则是人权、自由主义者们的动作比较大，法兰西又是个感性的民族，心血来潮，巴黎市政府临时挂出支持西藏的标语，法国政客号召议员都上街抗议火炬；日本则有人把西藏问题错误地看作汉人殖民藏人的过程；美国是文化族群、民族自决的概念。还可以留意一下，日本是“新安保条约”签后才开奥运会，北京也是WTO签了之后开奥运，美国对北京奥运的想法是，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美国懂得与中国搞面子外交。德法可能还得学。

总体来看，西方跨国抗议动员起来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不包含福利成本环境成本在内的廉价产品冲击了别国的福利社会结构，并不只是怕中国崛起那么简单，这是汹涌反华浪潮的另一社会因素。

但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德国电视二台记者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是将国家、政府、党和人民合在一起考虑问题的，圣火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期待，是中国民族实现某种理想的一个象征。抗议圣火，你们以为是在羞辱中国政府，但中国人觉得是在羞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我跟他们说，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表示我们愿意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接，你们非要羞辱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这激起中国人的悲情情结和历史记忆，最终结果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方向，带来很坏的影响，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

单光鼐：从现有的材料看，三月拉萨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二个阶段：其一是，“3.10”事件的发生，有強烈的藏独背景，是境外藏独势力策划、煽动的政治事件。藏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境内外策应、串连的动员体系。具体表现为，境外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且有明显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背景；而境内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相对要差，受藏独势力蛊惑的僧侣并不如去年缅甸闹事的僧侣那样有高度的组织化、专业化水平，那是中情局在泰缅边境培训的数千反政府人士所为。

其二，凡事一旦公开闹起来，无论中西皆自有一套聚集、动员群众的机制。“3.10”事情没控制住而闹起来后，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之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它典型地带有心怀社会怨恨的乌合之众闹事的特点，乱打、乱砸一气的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生意人，打、砸、抢烧的大多数也是外地人的商店。参与者中，除了少数的带有藏独背景的组织策划者外，大多数人是被胁迫者、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和裹挟者,他们行为表露出鲜明的社会经济怨恨。客观、准确地认识3.10至3.14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订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在寺庙有限的空间聚集了众多僧侣，这有如在校园里聚集了众多学生一样。由于人生经历背景相同或相似，面临处境相同，寺庙内的僧侣同质性很強，容易形成集体认同，布鲁默所言的“循环反应”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集体行为发生的现场，而是早就发生在寺庙内僧侣们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环境，他所言的磨挤(milling)、集体激动(collectiveexcitement)和社会传染(socialcontagion)就在僧侣们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进行着，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发生、发酵，并交流、传染着，只等待着偶然的因素而情绪化地爆发。

西藏信息传递较慢，寺庙内僧侣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主要是既存的人际网络。它们依附在僧侣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多重中心，呈网状分布，依凭僧侣拥有的自有资源和私人领域的自由空间，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点、线、面的动员。这种事先存在的动员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由于动员网络依附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这个网络常常呈无所不在状，令政府防不胜防；由于依凭的是去中心化的微观传播管道，因而也不易为政府发觉而遭到破坏；由于早有便捷的私人沟通媒介，因而动员成本往往很低；由于动员网络植根于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轻易地占用其集体认同，因而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搭便车的现象一般不容易发生。

我们从3.14骚乱事件中感受到了如今集体行动中人际网络显现的便捷、迅速、安全和低成本；当然，我们也见到了从这个人际网络中释放出的惊人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今的集体行动中，微观动员仍是主要的形式。

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

蒋兆勇：拉萨开始几天是和平的。肯定有一部分的分裂分子在煽动，藏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可能确实存在某种动员体系。但打砸抢不完全是藏独分裂行为。每次骚乱都有某种罪恶的标志，肇事者心中都有其理解的要攻击的罪恶象征，这次打砸抢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四川人、回族人开的小店。激进藏人在街头高呼：“吃糌粑的站出来！”拉萨事件是有很强的社会性的。

西藏以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进藏铁路开通后，其他地方的人自然会进去，开店的、洗脚的也跟着进了西藏。某种意义上的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相遇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有外国记者曾经采访玛曲县，议论说，在那里，是一些几万元小本生意的人遭遇了与神在一起、生活无着的人。

这次拉萨骚乱主要不是砸政府，而是砸商店。砸东西的，有的可能是怨恨老板克扣工资。裹挟进去的藏人，不一定都是分裂分子。至于聚众闹事，藏族和维吾尔族都是很感性的民族，一跳舞就可能立即聚集起几百人，这种怨恨还不全是结构性的怨恨。所以在处理时一定要注意定性和疏导。

在西藏内部，涉及到的这些冲突，可能大部分都是人民内部的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社会问题还是不要都上升到政治高度，聪明的统治者把政治问题这些复杂的东西淡化为社会问题，让社会问题归之于社会博弈。如果遇事都用阴谋论、阶级斗争，会越搞阶级斗争越多。如果这个分清楚了，处理得好，藏独的社会基础就会减小，有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处理时要按长期以来的政策办事。未来也不要把治安问题当成分裂问题来处理，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懂得柔性处置。

我看，拉萨3·14骚乱的背后有藏独因素，也有相当的部分只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处理手法要非常精致，不要把社会问题高度政治化。同样即便是政治问题也尽量用社会化的方式处理。否则，弄得不好会大大增加应对的难度。

内地汉族地区，这些年普遍把“群体性事件”当作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比如官方把四川一起群体性事件定性为“移民因对补偿标准低有意见为根本原因的大规模的聚集事件”，就定性得体。


西藏汉藏关系基本面没有恶化

单光鼐：我对目前情势的判断是，西藏社会基本面没有恶化。“3.14”拉萨发生的骚乱，暴露出西藏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西藏社会藏汉和睦的整体形势并没有因此事件的发生而恶化。我们充满自信的是，我们过去的成绩还在，有老一辈革命家过去数十年对西藏社会改造积淀的丰硕成果。西藏历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做到了。“百万农奴翻身把歌唱”的局面现在依然存在，广大藏胞对共产党、解放军心存感激，

各界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分裂”、“独立”的要求，少数人中有分裂的思潮，那实际上也是后来被境外的藏独势力灌输的。现在西藏不少地方的藏胞家里还悬挂毛主席像。所以，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扶助加大，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中央对西藏在经济上支持更大，西藏自治区财政每10元中就有9元是中央给的。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年来，西藏社会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拉萨如同内地的城市一样，面貌焕然一新，变化很大。

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西藏经济结构脆弱，几乎没有靠得住的产业。近些年来，商品经济大潮对西藏崇尚宗教的社会原生状态侵蚀很厉害，特别是铁路开通后，市场经济以更大规模的态势进入西藏，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冲突也由此表现得更加突出。内地不少农民来到西藏谋生和经商，汉、回同胞在西藏开饭馆、商店的不少；四川人带来了大棚技术，拉萨也能吃上新鲜的大棚蔬菜了，温州人在草原上为牧民镶牙，在阿里修鞋，还打着“上海服装”招牌开裁缝铺等等；但是，社会生活中一些丑陋的东西也跟着带进了西藏，如今，拉萨以及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卖淫嫖娼的现象。

藏族同胞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关切，但缺少市场经济概念，往往做生意做不过汉族、回族同胞，他们在市场经济社会往往有很多的失望、失落，不时抱怨，“钱都被汉人、回回赚走了”。听说，拉萨的失业率很高，是不是这样？如果属实，问题就很严重；还应提及的是，藏族同胞的怨气，也表现得和内地一样，是对社会不公、贪污腐化的愤恨，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在西藏一些地区时有表现。有同志讲，西藏基层的问题，主要是藏胞对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满，藏族同胞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分析清楚西藏情况，改善管理

蒋兆勇：农牧区藏民很朴实，对执政党的感情很深厚。毛泽东的民主改革，让他们翻身，地位提高了。例如废除宗教用活人祭祖的野蛮。我不相信农牧区藏人对共产党存在刻骨仇恨。

寺庙里的藏人复杂一些，寺庙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学院组织（札仓-康村），还是经济组织、也有保安组织。寺庙里的保安，历史上叫僧兵，所谓铁棒僧人，不念经，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习武，是武士。浪荡僧才是敢动武的主力，打砸的可能是流僧和寺庙不念经的僧人，混进流僧里有的是犯罪分子。要研究它的组织结构。寺庙与当年的噶厦政府有过冲突，噶厦政府也到寺庙抓人，看能否找几条处置经验。历史上寺庙集团曾是阻扰藏族现代化的重要集团，他们捍卫的是宗教的垄断性，捍卫的是政教合一。

单光鼐：拉萨3月事件反映出我们对寺庙疏于管理。藏传佛教的寺庙管理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要课题，解放前，对寺庙管理有一套办法，如流僧入寺要有人担保，僧人犯戒，还实行连坐。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在寺庙管理上却出现了不少疏漏。如，寺庙的市场化倾向增加了管理的困难，寺庙内能够引资的人就非常有地位；僧侣考试制度也较为松弛；外来流僧更疏于管理，哲蚌寺定员500余人，外来流僧有1000余人，流僧究竟来自何方，政府并不掌握具体情况。外来流僧和寺庙内不念经而习武的铁棒喇嘛就是此次3.14骚乱的主力。我们应借鉴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结合现时的具体情况，探索新时期如何有效管理寺庙的问题。

蒋兆勇：中央政府历朝驻藏大臣中，从清朝时候起，管理者就比较尊重藏人，对藏族文化熟悉到迷恋的程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也很有智慧，主持过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国民政府从驻藏办事处到情报人员，有很多大知识分子，观察西藏细致入微，为我们国家吃尽了苦头。他们的人类学观察很有价值。我注意到，英国人的总督，一般都是学历史的，对民族政治学、人类学研究得很透，每一个动作的政治暗示都很得体。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管治高度自治的西藏也伤透脑筋，在分裂分子眼中，中央政府强大时俗务由中央管，中央政府混乱时就冒出“供施关系”，当然新中国之前英国人挑拨得厉害，建国后美国起了很坏作用，西藏问题步步国际化的确有国际背景。这么多年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是用谁的钱？好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条件处理好西藏问题，只是还得有大智慧。在唯物与唯心之间找到平衡点。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到寺庙布施，大声宣布：“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动作都很得体，感染了在场的喇嘛。

拉萨3·14骚乱，普通藏人十几天前已有传言将有骚乱发生，但当地仍有疏忽。官员还需要更多民族政治学宗教学细节上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理解，从内心到外在的语言，都还要改进。多一些尊重，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政府组织境外记者去采访，却每每被标上官方组织的标签。这虽然不能消除偏见，但透明总比不透明好。

于泽远：西藏基层干部和牧民，在土改、斗争农奴主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积极，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可能被边缘化，受一些藏人的歧视？

蒋兆勇：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新疆。西藏基层的一些问题，部分是藏民对干部的工作态度还不是很满意，问题出在工作作风层面，并不涉及独立。干群摩擦，社会不公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一定要非常精确。前些年，曾提西藏高度自治，但实践证明这也有问题，如果把干部撤出来，容易造成西藏管理真空。

真正的“火药桶”其实在四川甘孜，那里是藏青会成员的祖籍。1959年叛乱的主力是康巴汉子。那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康区民主改革后才出现叛乱。可能那些藏青会成员还在梦想以前的好日子，不过今天的时代也不同了。

毛泽东对西藏的认识很到位。西藏没独立过，但通过西藏自治区的形式实现中央的管理却做到了。战争年代，虽然共产党在内地要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对藏人驱赶“我国民政府代表”的行为，延安立即予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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