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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余杰
天安门事件之后十九年，中共当局再次在西藏使用武力镇压藏人的自治诉求，再加之恶劣的人权状况，中共受到自由世界的强烈谴责。原先精心安排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所到之处抗议如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之为一次“公关的灾难”。内外交困之下，中共再次祭出民族主义的翻天印，煽动民众的反西方情绪，与满清当局重用义和团对抗西方的做法如出一辙。饮鸩止渴，下场只能更惨。此时此刻，为中共作辩护是需要些“勇气”的。西方政坛上大部分的“熊猫拥抱者”们都闭上了嘴巴。惟有九十高龄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突然高调发表若干亲共言论，而倍受舆论之瞩目。
施密特日前接受《西德意志日报》访谈时说，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变化，不能不提毛泽东。“如果公平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至少有两大功绩无法抹杀，一是解放了中国妇女，这在一个受儒教传统文化主导的国度尤其值得肯定。第二，毛泽东让中国老百姓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国家，一九四五年时，这个国家软弱得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如果有一点公平的话，必须承认毛泽东的这两大功绩。”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德国这个催生了纳粹主义并民选希特勒上台的国家，人们痛定思痛，制定了详尽的法律，禁止宣传纳粹思想、禁止为希特勒“正名”。任何赞美纳粹和希特勒的言论都是犯罪行为，而非言论自由所保障的范畴。然而，比希特勒更残暴、更阴毒的毛泽东，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以及若干西方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个英雄，像施密特这样肆无忌惮地吹捧毛泽东，似乎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障碍。
在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上，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堪称三大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以杀人数量而论，毛泽东以七千万左右摘取状元，斯大林以三千万左右登上榜眼，希特勒以两千万左右屈居探花，而斯大林、希特勒以及二十世纪所有独裁者所屠杀的民众的总和，都未超过毛泽东一个人的“成就”。以统治时间而论，希特勒统治德国只有短短的十二年，第三帝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灰飞烟灭；毛泽东则荼毒中国长达三十七年之久，毛泽东所设计的制度仍然在中国运行，毛泽东对中国人心的破坏、对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亦无与伦比，至今仍然难以复原。
就以施密特所指出的毛的两大“功绩”来说，毛真的解放了中国的妇女吗？毛本人根本就不把女性当人看待，即使自己患上性病，却拒绝医治，故意要传染给若干情妇，比之古代帝王更是荒淫无耻之极。而毛强制实施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让千千万万妇女陷入了比“旧社会”更为悲惨的境地。如大量农村妇女在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如数百万女性知青被迫来到农村受尽折磨。这些妇女不会像施密特那样天真地认为毛泽东“解放”了她们，施密特更没有资格“代表”这些妇女向毛泽东表示“感谢”。
其次，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中国真的是施密特所说的“软弱得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吗？施密特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地无知：一九四五年，中国在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一洗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帝国主义屡战屡败、饱受凌辱的命运。中国由此也跻身战后四大战胜国的之列，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此联合国席位不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争取来的，而是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二千多万中国军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毛泽东颠覆了这个共和国，以一个超级独裁的政权取而代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亿万中国人民凄惨地跪下了。毛时代几十年的血雨腥风，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一部不堪回首的血泪史。
张戎的毛传出版之后，西方世界一片震惊，许多汉学家以“学术中立”为标尺评价说，作者的态度先入为主、不够“客观”，施密特大致也会持此种貌似“公平”的看法。其实，张戎的毛传中的许多史料并不稀见，也并非首次公布，这些史料足以证明毛的暴虐与冷酷。然而，许多西方人尽管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信息，但他们就是不愿去接受那些“不喜欢”的信息。他们将毛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面，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的一种理想化的资源，所以故意对那些毛的黑暗面视而不见。这才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的不公平。
施密特进而为天安门惨案辩护。他说，西方人对这个事件基本没有理解。“中国很讲究面子，那年，大学生的抗争几经持续了数周之后。中苏关系解冻后首访中国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为有学生的抗议行为不能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而要从侧门走，这让中国政府无法继续忍耐下去。此前的示威已经被容忍了数周，但这回太丢面子的事对他们来说实在忍无可忍。”施密特确实看到了中共以及中国人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好面子”。但是，在他看来，为了维护所谓的“面子”，连开枪杀人和用坦克碾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错的反倒是学生们了，谁让你们不给党面子呢？可是，“不给面子”便罪而致死吗？
关于“六四”屠杀的原因，施密特像一名高明的侦探一样，找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石破天惊的解释，他说：“中国当时没有武警，只有士兵，如果有武警的话，他们不会立即开枪，而是动用警棍来威胁。”这个说法让我无比愤怒。无知者无畏，居然可以到这样的程度。
首先，只要上中国武警的官方网站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早已有了强大的武警部队。该网站指出：“武警部队的创建，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了她的雏形。”中共建政的当年，中央军委即颁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西苑举行中国人民中央公安纵队成立大会，朱德亲临检阅。次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会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宣布成立。此后，这支部队的体制、名称有过多次变动和调整。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武警总部在北京成立。以上这些资料都是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大路货”，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我只花了一分钟的时间，便在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施密特先生怎么会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说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中国没有武警呢？施密特被德国多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马堡大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系决定在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的时候还特意指出，“哲学学科的责任为启示人类，而施密特就是政治家里的哲学家”。但是，这位“政治家中的哲学家”却如此睁眼说瞎话，说谎话的能力比起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和萨达姆的新闻部长萨哈夫来毫不逊色。他的这些言论让德国学术界为之蒙羞。
其次，中国的武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兵，或“国民自卫队”之类的准军事力量，武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军队”，他们不仅手握警棍，还手持枪杆子。近二十年来，武警迅速膨胀，人数接近百万，仅以其数量和战斗力而论，便足以抗衡一个二等大国。武警是中共用于镇压民众的重要力量，北京、上海等关键城市所部署的武警部队，其装备不亚于正规军队，甚至还有过之。所以，武警对人民的杀戮，与解放军对人民杀戮毫无二致。在前两年的广东汕尾东洲事件中，武警便对手无寸铁的居民使用机枪扫射，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在近期的西藏事件中，武警也充当了镇压的主力。中国的武警并不是一支“仁慈之师”，他们并非如施密特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是一支维持和平的力量，而是对党惟命是从的暴力机器。
施密特虽然十五次访问中国，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每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中国政府安排的“大观园”，他从未深入到任何一个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家中。他却自信地以“中国通”自居，并在西方扮演中国的辩护士的角色。他认为，不可以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因为中国文化“固有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变革将“遵循自己的道路”。施密特甚至将东西方的隔膜与对立归罪于美国：“西方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着双重的拒绝态度：一是拒绝共产主义政府，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非常可怕。”
施密特是一名社民党人，他的这一看法是西方左派中常见的论调。表面上看，他似乎很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其实骨子里是一种深刻的、傲慢的种族主义思维：你们中国人天生就是奴隶，就应当接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你们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反民主的文化，所以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观念根本不适合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是西方的价值，是西方人独享的价值，中国人不应也不配拥有。你们过你们的生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你们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在此意义上，施密特这样的亲共者，才是真正的反华者。他是共产党的朋友，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施密特之流的人物如此赞扬中共的统治，其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永远成为世界廉价商品的生产地，让西方资本家与共产党联手起来压榨中国的奴隶劳工，让西方消费者使用中国制造的廉价的（却有可能是劣质的甚至有毒的）产品。只要共产党的统治多维持一天，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取无限的超额利润。因此，施密特之流的西方政客，与其说是“熊猫拥抱者”，莫如说是动物园中的游客，洋洋得意地将中国人当作笼子中的熊猫来观赏。一旦中国人当中有人觉醒过来了，拒绝充当被观赏的熊猫了，他们便勃然大怒，与动物庄园的主人一起来教训熊猫们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这就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中国特色”，你们认命吧，你们乖乖地接受这种生活吧！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对你们来说一点都不好！但是，要让这些人自己进入笼子之中，与熊猫一起被关押、被奴役、被观赏，他们绝对是不愿意的。
施密特不久前在剧院中旁若无人地吸烟，根本不顾德国政府的禁烟命令。他以为自己当过总理，便可以为所欲为，这跟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宣布异曲同工。然而，别人却将他告上了法庭，他“不幸”地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没有成为一个像毛泽东那样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施密特先生大概感到心有不甘吧。我最后想说的是：施密特先生，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我想给你一句忠告，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美东弗吉尼亚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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