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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中国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已超过六万。但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网上就有消息说，地震专家早就做出了预测，但中国地震局却没“预报”。当时看到这样的消息，当然非常震惊，因为如果事先知情而不发出“警报”，别说死了几万人，就是一个人丧生，也是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失，是重大责任事故，甚至是“犯罪行为”。所以当时就想根据各方消息，就“漏报”问题写篇文章探讨。但由于地震刚发生，人们都处于救灾救人的悲恸之中，情绪化的言语在所难免，再加上网络消息比较难核实，就没敢轻易动笔，毕竟“漏报”是非常重大、严肃的指控！
但中国有过“漏报”的先例，当年唐山大地震就有巨大的人为责任。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尤其后来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7．28大地震漏报始末》的调查报告，对此有详细记载。看张庆洲的书，令人十分悲愤，因唐山地震前夕，有很多“预测”，像唐山第八中学、第十中学的地震监测点，还有开滦赵各庄矿等都相继发出震情预报，唐山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开滦煤矿的洼里、殷各庄、新城子、河沿庄变电站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昌黎后土桥、陡河地震台等专业月台，也都发出临震预测报告，但全都被国家地震局忽视。甚至震前14天，唐山当地知名地震监测人员田金武等人还当着来考察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百名官员和学者明确预测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现场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可是仍然没被重视。在震前9小时，还有当地监测专家马希融向地震局发出紧急“报警”，也是没下文。唐山市“地震办”主任杨友宸还因“报警”要发生地震，惹怒领导，在震前三天，被送到“干校”改造、不许出来。结果地震办群龙无首，在地震发生前两天，任何监测数据等都没做！
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2005年底在《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回答媒体提问时也不得不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陈建民参加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和主持人张羽“对谈”时也说：“唐山地震实际上还是有前兆的”。但“漏报”导致了24万人丧生！16万人残废！50万人受伤！这是多么严重的“渎职罪”！但面对这么惨重的伤亡、明显的渎职，至今却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现在汶川地震已过去两个多星期，紧急救人的阶段已结束，人们应冷静下来思考和探讨，汶川地震到底有没有被“漏报”？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因难以核实而无法采用，但仅仅采用中国媒体的正式报导，还有可核实的海外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等信息，基本就可以看出，这场汶川地震，很可能和当年的唐山地震一样，也有巨大的人为责任，这里起码可从六个方面探讨其可能性——
第一，地震专家耿庆国向中国国家地震局事先递交了准确的“预测”。
早在地震刚发生时，网上就有耿庆国已预测到这场地震的消息。但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难核实（像网上署名“茅于轼”的评地震文章，后来茅本人声明不是他写的），因此我当时给港台媒体写的评论文章，都没有用耿庆国等专家的预测。
现在看来，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香港《亚洲周刊》最近一期刊出了对耿庆国的专访（也登在该刊网页上），证实了此事。《亚洲周刊》是香港知名刊物，这篇文章不是外稿，而是该刊资深记者江迅在汶川地震发生39小时后，在北京对耿庆国的独家专访，应该是可信的。
耿庆国在这篇专访中明确说，他和一些专家不仅对汶川地震做出了“预测”，还在4月30日（地震前11天）把预测报告以“密件”发给了国家地震局。该“预测”明确指出：四川“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内）”。
但该报告没有引起国家地震局的任何反应。而地震正好就发生在耿庆国等专家预测的“5月8日前后十天之内”的5月12日。这是多么“精确”的预测（震级、地点、时间均明确），如果国家地震局重视这个预测，对汶川地震发出“预报”，就可以挽救六万多条人命！
耿庆国不是外行人、信口开“测”，他是原中国国家地震局专攻预测的研究员，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审。对这样一位资深专家的意见，国家地震局是怎样讨论的，是不是有过讨论，至今外界都不知道。如果有过讨论而否定了耿庆国的“预测”的话，现地震已发生，也证明国家地震局的判断错误。但迄今为止，人们没有看到国家地震局出面认错，他们更没有向遇难者和国人说一声“对不起”。反而在汶川地震第八天的5月20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说，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收到过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预报意见；并说网上流传的所谓有人提出过预测，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里就有一个国家地震局和耿庆国谁说谎的问题。从常识判断，国家地震局说谎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以目前的中国国情，在“网吧”有人对汶川地震随手编个假消息都被抓走，辽宁女青年在网上骂四川灾民也被拘留，如果耿庆国没递交预测报告，敢撒这样的“大谎”，恐怕至少得被追究政治或行政责任。而且耿庆国目前还是国家单位的副主任，他不会不知道这种深浅。
而且从国家地震局面对《亚洲周刊》记者江讯追访的态度来看，也感觉他们有难言之“谎”。因被问到耿庆国“预测”报告问题时，总是推诿搪塞，甚至不敢否认。中国地震局新闻处最后答复说，“关于耿庆国的事情，不久我们会有相关信息发布。”可至今一个多星期了，也没见任何“发布”。
如果中国地震局确实没收到过耿庆国的预测报告，那么很容易回答说“没有”。现在的模糊态度，说明他们很可能收到过这份报告，只是现在无法向大众交待。一种可能是地震局预测司没有往上呈报；二是该预测意见被局里的专家和官员否定；三是可能有关部门正在做耿庆国等人的工作，要他们顾全大局，收回发出“预测报告”的讲法。但耿面对四川地震死了这么多人的现实，可能无法配合当局说谎。《亚洲周刊》的专访说，67岁的耿庆国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几次泣不成声，“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没能拯救人命而悲痛”。
第二，另一位地震专家陈一文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预测”。
汶川地震发生第三天的5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CCTV9）讨论地震的英语节目中（主持人杨瑞），参与讨论的来宾、“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在电话联机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他曾在5月3日（汶川地震之前9天！）亲手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预报”，指出今年5月至明年4月，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当晚该节目重播时，陈一文的意见被删除，但因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有很多观众看到、听到（CCTV9也有这个节目的母带）。
第三，地震专家曾集体向国家地震局发出过“预警”。
陈一文后来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国、香港《东方日报》记者杨柳等采访时，更详细披露说，他和耿庆国等向国家地震局提交的汶川将发生强震的预测报告，是经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并不只是他们的个人看法。陈一文并强调，过去三年期间，“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曾就汶川可能发生强震，向国家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组织”的声音往往大于、也重要于个人；以组织名义发的公文，当然比个人意见更有“份量”。但即使如此，按陈一文的说法，这些预警报告也是“泥牛入海”，地震局根本不理睬。
第四，地方地震监测部门向国家地震局发出过“预报”。
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官僚主义一直很有意见。去年初他就在深圳接受过朱健国的专访，痛斥国家地震局领导的官老爷作风。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他通过地震研究的同行，拿到了一些地震局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显示：甘肃省陇南市地震监测站4月18日（汶川地震前24天）向中国地震局发出“预测”说，在4月20日至5月18日，新疆、西藏交界地区将发生七级左右地震（时间和地点都相当准确！）此外，甘肃省文县地震研究所也在3月中旬发出“预测”，四川、青海交界将发生五点二级左右以上地震，预测地点更是汶川大地震震央地带。陈一文在接受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地震局重视这些资料，加强监测，并通报地方防范，肯定死伤不会这么严重。但是向来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才是最权威的中国地震局领导层，却对这些预警嗤之以鼻。他痛斥说，中国地震局事发前没有虚心接纳意见，事后还要谎话连篇，说没收到任何“预测”报告，试图推卸责任，实在是厚颜无耻！
按常理，不要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只是目前因地震救灾而掀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气氛（连被认为捐款不够的外国“麦当劳”店，都被围攻），如果陈一文说的这些不是“事实”，而是编造，那么他本人将惹政治麻烦，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至今陈一文还在接受记者采访，他本人也在自己的地震blog上发表评论（http://sea3000.com/2008/cheniwan_EQP/）。只不过迄今没有任何中国国内媒体采访报导他和耿庆国，由此也可看出遇到重大事件时，更显出中国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和专业独立。因为这样的事如发生在美国等民主国家，媒体早就会抢着采访、挖掘真相，而新闻界的“普立兹奖”，多是给那些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导。
第五，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说震前曾得到“报告”。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共新华社网页曾刊出一篇报导，介绍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震后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文字：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这些文字清楚地证明，甘肃省地震局、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汶川地震的“趋势”事先是知情的，但却没有向社会“报警”。但陆浩的这篇讲话报导在新华网刊登不久，就被删除，没有做任何解释。
后来甘肃省地震局就此发出一篇“更正”，说由于编辑“技术失误”，导致该报导“内容有误”。重新刊出的报导，把“震前”改成了“震后”，说是省地震局在“震后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震后”才对地震趋势做出“预测”并向省委报告，在逻辑上似乎有问题。而且这个“技术失误”具体指什么，是编辑“伪造”了陆浩书记讲话，把“震后”擅自改成了“震前”？以中国那种国情，不大可能有编辑“吃了豹子胆”，敢篡改省委一把手对于这么重大问题（又在敏感、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而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犯了不该把这种讲话公开发表、放到网上的“错误”，而且又被新华网转载。而现在的“更正”，给人感觉是欲盖弥彰，更说明有问题。
第六，四川军工人员等，事先得到地震通知。
在这场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学校校舍倒塌，有几千学生遇难。但震中附近的三线军工厂和研究所人员却没听说有什么伤亡。网上有不少人披露，他们在那些研究所工作的亲属，由于事先得到地震通知，才躲过一劫。地震时，一直担心他们安危，后来终于打通电话，亲属说，他们谁都没伤着，因事先得到通知，地震时都在外面。
仅仅上述这六点，就令人无法不怀疑，这场汶川地震，是否很可能像当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由于人为错误而没有向社会发出“预报”。唐山地震“漏报”被隐瞒了三十年，直到2006年初张庆洲的调查报告出版，才揭出真相。而汶川大地震如果“漏报”，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可能无法掩盖很久。
结语：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很可能的“漏报”？
如果说中国地震局事先知道汶川要发生8级大地震，要有成千上万人丧生，而故意“压住不报”，这在常理上说不通。那为什么会发生目前这种状况？从目前可看到的相关信息来看，可能至少有“技术”和“政治”等两个层面的原因。
所谓“技术”原因，主要是中国地震界近年一直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提出“预测”的非主流派意见被忽视。所谓主流派，主要指中国地震局官员和局里的专家等，他们多强调，目前人类的科技能力还无法准确预测地震，甚至说“地震是不可预测的”。这种理论实际上等于为一旦发生地震而事先就推掉了责任。而“非主流派”多是退休和业余的地震专家，多集中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像耿庆国、陈一文，还有对当年唐山大地震事先曾做出准确预测的汪成民等，都是“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甚至认为“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但他们的看法遭到“主流派”的轻视和压制。耿庆国在参加香港“凤凰卫视”节目时，曾对此激愤地说，在中国，说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就是科学家；如果说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就被当成骗子。
主流派由于有地震局系统的行政权力，当然就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及对地震研究、预报的主导权。而非主流派则一直遭到冷落，甚至排斥。像耿庆国、陈一文等人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家地震局发出的“预测”，主流派根本不予理睬。用陈一文的话说，被他们“嗤之以鼻”。
这中间还有一个“唐山地震情结”。因“非主流派”中有多位曾对当年唐山地震做出准确预测，如果“非主流派”在学术和行政地位上占了上风，那么唐山地震“漏报”问题就将浮上台面，这显然是国家地震局“不愿看到的”。例如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200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时，就地震预测问题和主持人张羽等“对谈”了六千多字（据后来文字稿），但只字没提当年“青龙县”成功预报的例子。当年唐山地震时，距震中115公里的青龙县，由于听了地震专家汪成民等的预测，做出了预报，结果虽然16万房屋受损或倒塌，但全县47万人竟无一人死亡。100万人口的唐山，24万人因地震死亡，按这个比例，如果青龙不发出“预报”，也会有大约10万人遇难。
但青龙的成功预防，一直被压制不许公开，因一旦公开，就等于告知天下，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人为责任。而今天中国地震界的“非主流派”中，不少人都是曾预测青龙地震的专家，如果承认他们，或让他们获得主流学术地位，等于青龙的成功预防和唐山的漏报更被“对比”出来，不仅国家地震局吃不消，甚至影响中共当局的形象，这也是“非主流派”一直无法得到官方支持的原因之一。例如陈一文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国采访时披露，“中国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痕迹。”而且国家地震局的官员还长期排斥像孙威等“数次准确预测地震”的民间地震专家。当年唐山地震时孙威还是壮年，现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但一直遭国家地震局权威们的压制，从唐山地震至今32年，“竟然毫无改善”！孙威写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也因国家地震局的某种压力，至今无法出版。
这次汶川大地震，国家地震局事先没做出预测，更无预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耿庆国、陈一文，还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等“非主流派”专家，以及甘肃的地震研究人员等，都事先发出准确“预测”，但均被国家地震局无视。“主流派”的明显失职，却没被追究任何责任。而“非主流派”做出了贡献，却至今无法在中国媒体上发出声音，更别说获得肯定。它再次暴露出中国的地震预报制度、新闻制度，根本是政治制度而把“天灾”变成“人祸”、导致生命损失的严重问题！
这次汶川地震所以没被“预报”，还有一层政治因素。据报导，汶川地震前夕，正在意大利访问的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接到四川地震“预测”报告，但他却指示，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第一不要上报，第二不要公布。而且他没有立即回国，直到地震发生后才起程。从常识说，任何地震专家都无法打包票说，有百分之百把握。陈建民的问法，等于对任何地震都无法发出“预报”。
陈建民作为中国负责地震预报的最高官员，难道不知道，预测是无法做到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但陈建民所以下这样的指示，和中国主办奥运会，尤其当前的奥运圣火传递有相当的关系。因陈建民说，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就不要上报和预报，是“为了不影响奥运火炬的正常传递和不引起社会的恐慌”。陈建民的这种思路，在2006年央视“决策者说”节目中就表述过，当时他说，不能轻易做出地震“预报”，因为“你报了以后，停产一天、两天、三天，老百姓都躲起来了，引起不光是经济损失，还有社会的安定、稳定的影响。”他的着眼点是“经济损失”、“社会安定、稳定的影响”。而不是“宁可错报十次，不可漏报一次”，来挽救生命。
但陈建民有他自己的逻辑，如果他发出“预报”，而汶川地震没有发生，那么造成人心惶惶，尤其被指责“制造混乱，影响奥运”，那么他就可能丢“乌纱帽”。而现在没发出“预报”，即使六万多人死亡，他还是“国家地震局长”，连对地震遇难者和国人说声“对不起，我们失职了”都不需要做。当年唐山地震所以没发出“预报”，也是担心一旦不准，唐山有开滦煤矿，一万多矿工不生产，会被扣上“破坏生产和安定局面”的政治罪名，在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气氛中，做出不准“预报”的官员可能遭整肃。而当年唐山附近有47万人口的青龙县所以敢发出“预报”，结果无一人死亡，主要在于当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歧有勇气承担责任，他认为“47万人生命比我的乌纱帽重要“！
在汶川地震第二天的中国地震局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晓东提问说，他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七人的投诉表示，亲人在几天前就察觉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但地震局发言人没有正面回答。这一切都说明，汶川地震所以没有“预报”，和政治有相当的关系。
对于唐山地震“漏报”，过去一直有人坚持调查，要揭出真相。张庆洲的调查报告，被国家地震局阻止了五年，才得以问世。资深地震专家孙威写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至今无法出版。因为对唐山地震漏报，在中国仍是“禁区”，无法公开讨论，更别说追究责任。各种迹象显示，正因为当年唐山地震的教训没被吸取，才有了这次汶川地震没发出“预报”的悲剧。孙威的书名《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真是一语成真。如果这次中国地震局仍掩盖真相，用谎言欺骗世人，那么很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唐山”、“汶川”地震的漏报，届时不知还有多少生命损失。为了死者和生者，中国有良心的记者，应该去调查、揭露真相。中国政府更有责任调查这次汶川地震没有“预报”的原因，并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以告慰遇难者，更挽救未来可能的地震漏报受害者。
——写于2008年5月27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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