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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到现在寻访到的遇难者共有多少位？”
丁子霖女士：“我现在只能说188位，此外有几位还要进一步落实。”
记者：“伤残者呢？”
丁子霖女士：“还是原来说的七十多。伤残者就更不愿意说了，因为他（她）毕竟是幸存者，和遇难者有所不同。有的伤残者很勇敢，也提供过证词、参加公开信签名。”
记者：“今年‘六四’19周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丁子霖女士：“我们希望网上的两张示意图能够推动寻访活动进一步开展，方方面面，直接间接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哪怕有一星半点线索，我们都会继续去找。”
张先玲女士：看见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六四”被枪杀又被埋的王楠
“六四”难属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遇难前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19岁。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被戒严部队枪杀后，遗体又被戒严部队埋在天安门广场边二十八中门前土地里。
今年在大地震之后纪念“六四”，张先玲女士接受采访说“我看到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王楠当时的样子。他有一张被从坑里面挖出来时的照片，人都变了形，身上全是泥土，跟地震中遇难的人有些相像，但原因完全是不一样的。
张先玲女士：医生见到王楠时，还是可以抢救的状态
那个是天灾，而这个完全是人祸，而且王楠完全是可以救活的人，反而给他置于死地。医生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抢救的状态。埋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他是三点半钟左右死亡的，估计是六点钟左右才埋下去的。
张先玲女士：为不让卫星拍照，长安街上死后被埋的不止王楠一个
张先玲女士：“埋的目的就是当时不让…据说卫星能够拍下长安街上的情况，当时就是不愿意让卫星拍下来。所以就把长安街上死的人埋了，也不止他一个。”
记者：“现在知道的，当时到底埋了多少人？”
张先玲女士：“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从我的寻访中，确实从我孩子那个坑里就有三个人。在我寻访过程中，曾有个叫张慧敏的人，她丈夫叫苏生机，他丈夫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我们整个名单里大概有十三个这样的人）。因他丈夫是8341部队转业的，很多战友转业在人大会堂、国务院、新华门里边，她丈夫的一个战友告诉她说，人 大会堂外边也挖出一些人。她听说后，就和他丈夫的战友跑出去看，已经被拉走了，她没有看到。我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有埋人的。
后来我就联想起，在人大会堂外边，原来大概有两排松树，下面至少有一米见方的土地。‘六四’后，松树都没有了，都铺成方砖了。但确实在那里埋了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埋了，还没有确实的消息。”
记者：“王楠被埋的确切地点在哪儿？”
张先玲女士：“新华门东边，国务院东门的外边，大概有几十米，旁边有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现在改名叫长安中学，就埋在大门东边的草坪里。”
记者：“是什么机会就挖出来了？”
张先玲女士：“当时坑挖得比较浅，裤腿都露在外面，一下雨就有腐烂气味，学校要开学，就报告了。挖出来，去领尸体的医生告诉，确切的是坑里埋了三个人。
王楠穿着一身军服，尤其是当年发的军用武装带，戒严部队以为他是个战士，就把他送倒医院去了，人家来查了几次，他不是战士，就通知学校了。我觉得就是天意，否则谁能想到在那里还能埋人哪！”
张先玲女士：我们夫妇不敢看地震人被埋的情况
这次我看到地震，第一个场面我就特别难过，所以后来我都不敢看地震。我先生一看地震的情况，心脏病就犯了。确实太跟（王楠被埋）那情况相像了，不过一个天灾，一个人祸，瞬间人就没有了。
在地底下的人能挖出来，我也很高兴，毕竟把他（她）给挖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明明可以救，不救，给他弄死了再埋起来，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啊！”
张先玲女士：肯定进步，珍重生命，反省摧残人性
张先玲女士表示：“无论如何，他这次表现总还是有点人性，还是有一点进步，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肯定。”
“中国人长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对人性蔑视。地震唤起人们人性的一面，能看到大家...包括政府方面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和人性之爱，我觉得还是好事情。
我自己有两方面感受：对罹难同胞突然在天灾中丧失了生命，他们亲人的悲痛，我们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但我们受到的待遇是不相同的，尽管有些人在私下里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不敢公开表达。现在因为大部分是天灾，大家能够把心中人性的爱、同情表达出来，我认为这是好事，包括政府做的这些事，起码是人性的第一步。
希望他们能真正反省这几十年来对人性的摧残，从现在开始一点点恢复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光辉的敬畏，和对人性爱的提倡。这就是我在今年‘六四’十九周年的想法。”
张先玲女士：未及时允许海外救援者进入，最遗憾，最不该
对于没有及时允许海外救援人员进入灾区抢救，张先玲表示：“这是最大的遗憾，太不应该，当时我们呼吁了，我觉得这太不人道了。”
张先玲女士：地震前后事一定要认真追查，惩处责任者
张先玲女士认为：“地震中间，有些前因后果想起来也是非常不人道的。校舍塌了那么多，现在政府方面总结出那么几条理由，简直就是混话，不是理由，简直就是搪塞。
例如，第一说是‘震级太高了，所以学校房子倒’，震级都是同样的，不见得学校那儿震级就特别高吧？有的政府房子怎么没塌呀！第二，说‘正好学生在上课’，那人家也在上班呀。说‘学生人比较集中’，既然人集中，你设计承重量就应该比较大呀……
几条理由完全都不成立。地震中前前后后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应该追查，是谁的错，该惩罚谁就惩罚谁，否则后果一样不堪设想。如果不追查，实在是太不像话。作为家长，也不应该放过，不要再制造出一个‘四川母亲’群体来。”
张先玲：当局封网，犯罪杀人者害怕真相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第二天，张先玲女士说：“开通网站是我们想了很久的事情，在志愿者团队帮助之下，能正式开通，非常高兴。当局把它封掉了，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们要拒绝遗忘，呼唤良知，说出真相，当局害怕的就是真相。真相一说出来，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就都明白了，到底谁对谁错，谁犯罪杀了人？犯了罪的人是最怕真相的。
网站昨天开通，我和两个难属交流过，他们也表示很高兴，今天还不知道已经封了。”
张先玲女士：管制新闻，虚弱无能；一种声音，奴化人民
记者：“封锁了你们的网站，您心里感受如何？”
张女士：“一是对他们蔑视，说明他们怕人说真话，才不让人自由表达意见。不光是我们，新闻他们也管得很厉害嘛，表现出虚弱无能的穷途末路的伎俩。
再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无奈，大多数人只能听一方面的声音。如果不是有些什么办法的话，很难看到不同的意见，听到不同的声音。长期听一种声音，思想就会变得麻木，变得很奴化。我也感到悲哀，有时甚至好像没有希望。
张先玲女士：毕竟网上有一片很热闹的世界，希望还是有的
关于网站，张先玲女士说：“我觉得这个网站非常重要，因为‘六四’已经过去19年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桩事情。
当代年轻人也很有正义感，也对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我们社会的黑暗很不满。但他不知道，比他们早一辈的，十九年前的学生们已经为这个事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个网站开通之后，里面就有很多遇难者情况介绍，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情况介绍。
毕竟网还是有人看的，网上还有一片很热闹的世界，还是有些年轻人知道‘六四’这样的事情。
希望还是有的，道路可能比较漫长。
接触到一些20岁上下的人，他们对‘六四’这件事知道得甚少，觉得根本不可想像，不要说开枪杀人，就是像文化革命这种事情，都觉得‘怎么可能啊？’当然我把自己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以后，他们也很愤怒。”
张先玲女士：坚持自己的主张，注重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
张女士：“我觉得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们从50多岁变成70多岁。政府居然这么多年都不能给一个公道！当时60多岁的人已经8、90岁了，他们也害怕自己在世的时候，看不到希望，他们内心有深深的遗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注重这个过程，这也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张女士：“我觉得‘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就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当然我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维护自己权利的过程。这就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苏 醒，这种苏醒，对每一个公民都是有用的。看到我们的网站人，也能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维护自身的权利，我们国家、民族才能有进步。
网站里有很多栏目──评论，事实真相、图片，揭露出一些真相。同时，了解一些真相又没有地方说的人，也可以把材料提供到我们网站来。或者他们有什么想法，对我们的抗争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放到我们网站来。我们可以讨论、评论，加强交流。”
徐珏女士：儿子吴向东死于戒严部队的“开花弹”
中国地质科学院退休研究员、“六四”难属徐珏女士的儿子吴向东在木樨地遇难，死于戒严部队的“开花弹”。
徐珏女士：“他死时20岁，东风电视机厂工人。上大学的夜校，仪器制造大学，学电子仪器专业，已经学了3年，再有一年毕业。他是学校里成绩非常好的，年龄也最小。”
19年前，徐珏听到儿子遇难的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她回忆说：“等我醒过来，医生说‘你要看，赶紧看看，说不定晚上解放军就把这些尸体都消去火化了’ 。我说‘那让我去看看’。两个医生就架着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趴过去想亲他。那两个医生都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架着我不许我，因为他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有细菌什么的，他们硬把我给架起来。
看着孩子，子弹（开花弹）是从前面射进去的，后面出来。前面子弹眼儿只有一个厘米，后面出来就起码有5、6个厘米大，伤口的肉都烫得圆圆的。实际上可能是11点多受了伤，把他抬到医院里去，后来血就这么流光了。”
记者：“您见到他遗体是什么时候？”
徐珏女士：“4日下午五点左右。大概凌晨一、二点就死了。周围一具一具尸体，堆在那车子上，一个个没闭眼，全是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旁边是一个科技大学学生，这边也是学生。朝他脚的一排那里，又有老太婆，还有小孩子...真是惨无人道。
我们真是急得没办法，回家后想办法，还是北京人偷偷给开了一张证明，说是病死的，就可以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就这样，以病死的名义去火化。
尸体运过去以前，说要给他洗洗都没时间，就用冲汽车的高压水龙头在他身上洗，衣服都还没脱好换好，这边说‘解放军来了’，又马上把湿淋淋的东西往汽车里送…很小的一个汽车，就拉着他东躲西藏地绕小道到了东郊火葬场，去火化。
火化之后，有人说‘你们家属快走，到时候解放军一来，把你们当作是暴徒家属，给你们一车都打死’”。
徐珏女士：封锁网络，对国家发展不利，应呼吁开放网络
在外地出差刚刚回到北京的徐珏女士得知“天安门母亲”网站被封锁。
徐珏女士：“我觉得我们国家采取新闻封闭、对媒体封闭由来已久。但是，这次大地震，通过群众呼吁，外边救援队可以进来了，说明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对媒体、网络封锁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改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很不利。自由通讯，大家可以讲心里话，才能生动活泼，国家才能发展。这种封锁的策略实际是很愚蠢的。我们和全世界应该呼吁国家给媒体新闻自由、开放网络。在大家努力 下，说不定在一定的压力下，它会有所改进。”
徐珏女士：在地震中为生命抗争的人与为民主自由牺牲生命的人
徐珏女士：“从这次地震来讲，中央的领导能到第一线去，对生命的珍爱比以前有所进步，也是在世界大家庭的压力、帮助之下，他们能有所一点点改进。但是，总体来讲还存在很大问题。”
“这段时间虽然我出差，看到地震的情况，每天都在流泪，一个是为四川灾民承受了这么大痛苦，还是在坚强地为生命抗争，每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就对比我自己的孩子，在19年前……
地震是 天灾，可‘六四’那时候，纯粹是人祸，他们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为了‘反官倒，反腐败’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情况下，邓小平他们派了甚至 坦克、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野战军进入北京城，镇压了那么多北京学生、平民，还有外地学生，甚至用坦克压死了很多人。
这些，因为那时候我去找儿子，一路上都亲眼看到了。历历在目的场面，我永远不能忘怀。
现在已经十九年了，虽然地震后他们对生命能够有所珍爱，可是对我们已经死去的那些孩子，他们也是学生，现在地震中死的也主要是学生。
一个是天灾，我们孩子的死是人为制造的人祸，他们完全是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些手无寸铁的为了祖国进步的学生和平民。”
徐珏女士：从“珍惜生命”到同情“六四”死难者
徐珏女士：“可是到现在，中央根本没有丝毫承认错误的表露，所以我心里边还是不断滴着血。19年，我们是非常难熬地过来的。我们要求对话，到现在理也不理我们。
马上‘六四’要到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给亲人扫墓的。既然为遇难灾民能有三天的哀悼，对我们的子女，在‘人祸’中被他们活活杀死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连我们自己去哀悼，也不允许，还有警察跟着！去年是这样，年年是这样。
今年我还是要去，不管他怎么跟着，就是把我抓起来，我觉得纪念死者、尊重死者、尊重生命，这是人类不可磨灭、维护人权最基本的保障。
他们都要剥夺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全世界的力量，使我国领导能真正认识到，什么叫‘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死者’，他们提高了认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
通过地震，全国人民好像都凝聚在一起，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珍惜生命，在人们整个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也许以后他们也会想到同情‘六四’死难者。”
徐珏女士：尚未给“六四”遇难者下半旗，但望不阻拦亲人哀悼
徐珏女士：“这次，我们哀悼在地震中的逝者，同时我们也哀悼自己的亲人，在‘六四’19年来，国家也没有能够给下个半旗。
现在我们也没有奢望能下半旗，但是希望我们去哀悼亲人的时候，不要对我们作任何阻拦或粗暴的行为，这可能对我们是比较最大的安慰。
本来我在出差，特别赶回来，就是为了‘六四’。不管怎样，我要抗争到底，有全世界的支持，我们会变得非常坚强。”
徐珏女士：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义讨回来
记者：“‘六四’过去19年了，提到‘六四’，您接触的现在20岁左右的人什么反应？”
徐珏女士：“我觉得有点麻木，有些孩子还可以，不反驳，但是有些对‘六四’的情况都不了解，在这种场合下，要是讲多了，人多的情况下，人家就会阻拦我们讲。个别时候，可以给讲讲。但年龄大一点的，他们还了解，对我们很同情。刚二十岁的人大部分都不了解情况。
想到我们这十九年来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甚至一开始我都不想活。现在我想，我要活得好，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义讨回来。
我内心非常感谢国际力量对我们的支持，经济上、精神上各个方面，真的非常感谢！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法维持下去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坚强，尽管我们老的老，病的病。”
被监控的“六四”伤残者
今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十四次“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5月23日被警方从家中带走，6月2日被送回家中，警方告诉他美国来了一个对话团，威胁说随时可以将他带走，不许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讲自己的事情。现在他家门前仍有警车、警察把守。
“六四”19周年前夕6月3日夜里，齐志勇先生表示：“这些都是压在我和许多人身上的黑暗的地方，应该去揭露它、透明它。
19年前当政的政府派兵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和学生。在这19年当中，更换了几届新的政府，我都盼着他们能够有个新的说法。我总觉得胡温政府上来以 后，应该有新的看法、新的解决对话，平和地与我们对话，向死去者的家属赔礼道歉，或赔偿，以平复老百姓心中的不满。没想到还是这样。
最近四川发生地震，我的心里也在悼念死去的百姓，心中不太平静。
明天就是6月4日，我就是在19年前今天夜里一点二十分在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的左腿，现在还是残疾。
在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们，他们的心情更加悲痛，我永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把‘六四’忘记。
尤其是在人权方面，2007年12月胡佳被抓，因言论、发表文章被判罪。还有很多人为争取言论自由进入大牢，导致他们的家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为此心情非常不好。
现在北京夜已深了，马上就是‘六.三’、‘六.四’了。他们的部队是十九年前今天晚上九点钟从木樨地开的枪，然后进到天安门广场，坦克、开枪...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心情很不好。”
尹敏女士：“六四”人祸，戒严部队打死那么多老百姓，十九年得不到解决
“六四”难属尹敏的儿子叶伟航1989年6月3日夜里被戒严部队枪杀，当时19岁，是高中三年级学生。
“六四”19周年前夕，从外地刚刚回到北京的尹敏女士，接受采访说“这次地震，天灾造成这么大伤亡，那么多生命，刹那间全都消失，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八九‘六四’的难属，那次作为人祸，枪林弹雨之下，打死那么多老百姓，打死那么多无辜的青年到现在没有一点说法，我觉得非常不合理，也非常不人道。
这19年对我们来说，实在各方面打击都很大，但是现在我们得不到解决，很无奈。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能站出来谈这个问题，不能承担。
我们每年的要求也很强烈，迟迟得不到解决。我父母亲年纪都很大了，我一直在外地，最近这一、两天才回来。
尹敏女士：19年前的6月3日夜里
尹敏回忆说：“1989年6月3日，我儿子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到晚九点多钟的时候，因我家住在紫竹院这边，离木樨地很近，听到枪声。我告诉我儿子‘你哪儿也不要去，外边开枪了’，他说‘好吧’。
因那时我们后边是个十字路口，各高等院校的学生来回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市民，是睡不了觉的，所以我们都到马路边上去看事态的发展，就没管我的儿子。他单独一个房间，在里边温书，我说‘你早点睡觉’，就出去了。
尹敏女士：6月4日上午，以为儿子去上课，发现预备好的衣服没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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